清官往往很在乎“清誉”，但晚清重臣曾国藩却唯恐得到“清廉”之名。他说：“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虽然内心操守坚定，但表面上他却和光同尘，不求自己的清廉为人所知。这种以“浑”为表以“清”为里的居官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30岁那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曾国藩入京为官。从这一年六月初七起，曾国藩立定了“学作圣人”的大志，开始记修身日记。“好利之心”是程朱礼学特别着力克制乃至消灭的“人欲”之一，自然也是曾国藩的重要反思内容。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时任礼部尚书的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津贴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弥补这样大的收支赤字只有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馈赠，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厚，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熟悉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馈赠，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利用手中权力为人办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于是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主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形状，跃然纸上。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被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两年后又补礼部右侍郎。按清制，侍郎级高官，年俸加上恩俸和禄米，年收入可达620两，此外还有一笔外省所解之照费、饭食银约800两稍作津贴。这两项加起来，共1420两。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升，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至少就要400两，身为侍郎的曾国藩仍是一介穷京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到四川任乡试正考官。正主考的差旅费定为2000两银子，而实际的路途花费不足1000两。仅此一项就可以省出千余两银子。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还要送给主考官员一笔“辛苦费”，也在千两左右。这笔收入，在当时是公开合法的。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大为改善。不但京中所欠的数百两债务全部还清，还寄回家1000两银子，分别用于还债和赠送族戚，他说：“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墨绖（dié，指服孝）从戎，创建湘军，从此开始了11年镇压太平军的戎马生涯。晚清军队是腐败最烈的所在。吃空额、扣兵饷、出售兵缺，以及在军营中设赌收费都是军官们最普遍的营私方式。曾国藩曾说：“武弁（biàn，旧指低级武职）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即使清廉之员,也可以凭“截旷”和“扣建”致富。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做“截旷”。国家计饷，都按每月30天算，农历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军饷扣下来，叫做“扣建”。这两笔银子本应上缴国库，但实际上谁都没有缴。日积月累，为数甚巨。比如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八百万两。 

但曾国藩的宦囊并没有因此而丰富。初出山之时，曾国藩再度表示：“不要钱，不怕死。”统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钱虽多，但他为“风示僚属”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给了战区灾民，寄回家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国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钱，不仅因为要保持清廉之节，还因为他认定从小经过生活磨练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的父亲病逝。咸丰帝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曾国藩此次回到老家，了解到他在外时，曾家经济上非常困难。因为曾国藩的妻小都已经从北京回到了湖南老家，家里经历了母亲丧事及儿子曾纪泽婚事等大事，花费巨大，仅靠土地收入根本不够。老父亲不敢向他张口，百计营求，难堪异常。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以前“令老父在家，受尽窘迫，百计经营，至今以为深痛”。 

曾国荃自咸丰六年起追随曾国藩领兵打仗，一贯贪财好货，曾国藩对他多有批评。这次家居后再出山，曾国藩调整了态度。在他的默许之下，咸丰八年起，曾国荃每攻克太平军占领地区，得到“战利品”后，都要请假回家，买房置地。对此，曾国藩虽然也偶有批评，但对其弟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他晚年时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不过他自己还是恪守“不要钱”的誓言。 

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去世。清代一品大员的固定收入是年俸，金额不过180两；而养廉银一年1.5万两，是年俸的84倍。但是，对于大部分官员来说，他们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清政府默许地方官员在国库定额税粮之外以“办公费用”名义浮收一部分税款，一般在正税额的十分之一上下浮动。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历史学家研究，巡抚总督级的官员是18万两。据此，曾国藩在一品大员的高位上做了13年，总收入应该不超过240万两白银。那么曾国藩一生积蓄了多少钱呢？同治七年（1868）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自己一生所积不过养廉1.8万两,这明显与总督级官员的平均收入不符。其他的钱哪去了呢？首先，曾国藩拒绝或者整顿了许多其他官员欣然笑纳的不合理的陋规。其次，即使那些“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收入，他也大多用于公务。第三，在人情往来、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尽量从俗。对这些开销，他从不吝啬。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授直隶，入京陛见。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给京官送了1.4万两的礼，仍然自觉不厚。 

虽然官至极品，但曾国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俭朴习惯。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曾国藩）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段叙述，应该说并没有过分夸张。曾国藩爱穿着家人为其纺织的土布衣服，不爱着绸帛。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夜阅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绝不多设”。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去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嘱，丧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一品大员的丧事，“实非巨万可以了”，关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以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丰裕”，然而办完丧事后，已经所剩无几。 

作者简介 

张宏杰,1972年生,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著有《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