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的《洪承畴传》记载：（顺治九年）九月（1652），达赖喇嘛来朝，上将幸代噶（今内蒙古凉城），待喇嘛至入觐。承畴及大学士陈之遴疏谏，上为罢行，并遣内大臣索尼传谕曰：“卿等以贤能赞密勿（赞，参与；密勿，机密要务），有所见闻，当以时入告。朕生长深宫，无自洞悉民隐。凡有所奏，可行即行；纵不可行，朕亦不尔责也。”
短短不足100字，记述了顺治帝接受洪承畴等人的疏谏，没有亲往长城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喇嘛的事。
西藏自13世纪中叶正式归入元朝版图。从明朝明成祖开始，西藏各派宗教领袖均由中央封授，其政权实行政教合一，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由于僧人头戴黄帽，以示与传统旧派“红帽派”不同，故又称“黄教”。明万历六年（1578），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在青海与内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会晤，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达赖”是蒙古语“大海”之意，“喇嘛”是藏语“上师”之意）称号。三世达赖之前的根敦朱巴、根敦嘉措，被分别追认为一世达赖喇嘛和二世达赖喇嘛。万历十六年（1588），明政府赐索南嘉措“朵儿只唱”（藏语，意为“金刚持”）封号。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之后，明天启二年（1622），6岁的阿旺•罗桑嘉措被认定为五世达赖，迎入哲蚌寺供养。
清朝入关前，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于崇德七年（1642）遣使至盛京（沈阳）。使臣受到皇太极接见，并居留盛京达七个多月。次年，皇太极派使臣随西藏使者入藏，慰问达赖、班禅和各教派领袖人物。皇太极在给五世达赖的信上，称达赖为“金刚大士达赖喇嘛”，并希望西藏归清。这是当时尚在关外的清王朝与西藏通好之始。顺治元年（1644）清廷迁都北京，顺治帝即位，摄政王多尔衮遣使入藏，分别向达赖、班禅等问安致意，赏赐礼物。此后，五世达赖多次遣使进京，请求觐见顺治皇帝。顺治八年（1651）正月，顺治帝亲政，达赖、班禅两位黄教最高领袖，各遣使上表贺年问安。顺治帝接见使臣，批准五世达赖“龙年”进京。
顺治九年（1652）八月，五世达赖带领随从3千人到达蒙古，向顺治帝提出在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或代噶觐见的要求。顺治帝答复说，内地正在用兵，皇帝不宜轻出，只能在边内（长城以内）近地相会。五世达赖再次上疏，说边内多疾疫，在边外相会较好。顺治帝为促进喀尔喀蒙古（当时的蒙古以戈壁沙漠为界，大致分为三大部分：南部称漠南蒙古，相当于今内蒙古；北部称漠北蒙古或喀尔喀蒙古，相当于今外蒙古；以西则称漠西蒙古或厄鲁特蒙古，相当于今新疆北部及其以西地区）前来归顺，即准备迁就五世达赖的请求，出边外与他会见。
这时，顺治帝亲政才一年多。虽然已经有出边亲迎五世达赖的打算，但年轻的皇帝还是慎重地向众大臣征求意见。满族大臣都表示支持，认为：达赖是我们请来的，“上若亲往迎之，喀尔喀亦从之来归，大有裨益也。若请而不迎，恐于理未当”。显而易见，支持皇帝亲往迎接达赖，政治目的是为了有利于感召喀尔喀蒙古来归顺。同时，达赖有随从3千人，如果在边外会见，有利于减少朝廷的接待费用。达赖若希望到内地看看，可以少带随从。但是，以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为代表的汉大臣，对此持相反的意见。
洪承畴对顺治帝说：“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赖嘛。”他从儒家大一统的思想立场出发，指出皇帝代表的是国家中央政权，皇权高于一切，宗教必须接受皇权控制，皇帝亲自出边去会见一位被称为活佛的喇嘛显然不当。他认为派一员大臣代表皇帝前去迎入京师为宜。至于达赖喇嘛带来的庞大随从队伍，洪承畴认为，“遇岁歉，不可令入内地”，应该让他们住在边外，赏赐金银财物，这同样能够体现中央政府尊重宗教，敬重达赖。
顺治帝从争取喀尔喀蒙古归顺的愿望出发，没有采纳洪承畴等汉大臣的意见，决定御驾出边迎接活佛，并于九月十一日正式通知五世达赖，将在边外的代噶会见他。
但是，洪承畴始终认为皇上亲往边外迎接一位活佛是不当的，于是，他联合另一位汉大臣陈之遴拟再次动本力谏。
洪、陈等人利用钦天监（掌管观察天文气象、推算节气、编制历书的官署）上奏的“太白星与日争光，流星入紫微宫”这一天象变化，运用天人感应思想，上奏顺治帝说：太白敢于争明，流星敢于突入，这是上天垂象。“今年南方苦旱，北方苦涝，岁饥寇警，处处入告”，这是垂象的具体体现。劝皇帝以国家全局为重，切勿轻易远行。又说：“达赖喇嘛自远方来，遣一大臣迎接，已足见优待之意，亦可服蒙古之心，又何劳圣驾亲往为也！”这份奏章，在今天看来，纯属是以迷信为借口的理由，甚至有点危言耸听，但在当时却可能成为打动皇帝的理由。果然，在奏本呈上的当天，顺治帝即决定接受他们的意见，并传旨：“此奏甚是，朕行即停止。”同一天，顺治帝还派大臣索尼传谕旨，大大地表彰洪承畴和陈之遴。谕旨说：“卿等谏朕勿往迎喇嘛，此言甚是，朕即停止。以卿等贤能，故擢赞密勿，嗣后国家一切机务，及百姓疾苦之处，如何始合民心，如何不合民心，卿等有所见闻，即详明敷陈，勿得隐讳。”
顺治帝采纳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对迎接达赖的仪程进行一系列详尽安排部署。十月上旬,顺治帝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出边外迎接五世达赖。十二月,五世达赖乘坐顺治帝特赐的金顶大轿到达北京,顺治帝出城,在南苑以特别隆重的仪式会见达赖，并举行盛大宴会。随后,五世达赖住进顺治帝特地为他在京师北郊修建的西黄寺，并令户部拨布施白银9万两。五世达赖在京期间，顺治帝多次接见并宴请、赏赐。次年（1653）二月，五世达赖请辞返藏，顺治帝在太和殿赐宴，又赏赐达赖黄金550两，白银1万1千两，大缎1千匹，以及其他珍贵物品。之后，亲自送至南苑。又命硕塞伴送五世达赖至代噶。接着，顺治帝又派礼部尚书觉罗朗球到代噶，召集蒙古外藩王公、贝勒等与达赖相会。在那个隆重的场合，觉罗朗球宣读顺治帝圣旨，宣布赐予五世达赖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封号，册、印用黄金制成，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这就正式用法律形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及其在满蒙佛教各派中的领袖地位，为后来历任皇帝进一步治理西藏奠定了基础。顺治帝当年授给五世达赖的金印，至今仍收藏于西藏博物馆内，并向公众展出。
至此，因迎送五世达赖的方式在朝内引起的大讨论，终于以顺治皇帝采纳洪承畴等人的意见而圆满结束。这次迎送达赖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第一，使喀尔喀蒙古与清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更为紧密。顺治十二年（1655），喀尔喀蒙古两大封建主土谢图汗、车臣汗各遣子弟携带表文来朝见顺治皇帝。同年，清中央政府又在喀尔喀设八扎萨克（清代蒙古各旗旗长称扎萨克），分左右翼，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管辖。第二，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关系。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接见西藏活佛的仪轨，并无章法可循，而此次迎接达赖时得体的仪轨、隆重的规格，表现了清中央政府对达赖的充分尊重，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正是由于洪承畴力谏不懈，为清廷正确处理中央政权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彰显了多民族大一统的原则，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重温这一段历史，可以见证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亡海外的十四世达赖集团否认历史，鼓吹“西藏独立”，是站不住脚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作者简介
廖榕光，1940年生，福建省南安市人。现任南安市洪承畴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发表有《京华何处文襄居——洪承畴北京故居考察》、《松杏纪功碑解密洪承畴降清之“谜”》、《董小宛何曾入清宫》、《从顺治谕祭洪承畴母傅氏的御制碑看顺治帝对承畴的评价》等文章，并收入作者专集《抱朴斋摭稿•守望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