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因文字著述被罗织罪名，锻炼成案，叫做文字狱。明清时，尤其是清代，因迭兴文字大狱，而因文罹（lí，遭受）祸者，大有人在。 

清代文字狱大案始于康熙朝，而乾隆朝尤烈。康熙朝著名的大案有“庄廷鑨（lóng）《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庄廷鑨，字子相，浙江湖州府南浔镇人。庄氏乃当地巨富。廷鑨双目失明，欲效左丘明，以盲史自居，著书传世，于是以千金购得明大学士朱国祯所撰《明史》稿本，聘请浙中名士多人修订增删润色而成《明史辑略》，署名己作。顺治十二年（1655），廷鑨病逝。顺治十七年（1660），该书刊刻付梓，于坊间发卖。书中将清人自视的“龙兴”称为“兹患”，称清先祖和清兵为“贼”、为“夷”，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指帝王所颁的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在评论明亡之时流露欷歔（xī xū，抽泣）悲惜之情。有名吴之荣者欲借此敲诈勒索不成，于是向刑部首告，铸成大案。庄、朱两家及相关诸人被拘捕者数百人。康熙二年（1663）五月，刑部定谳（yàn，审判定罪），以赞扬故明、诋毁清朝、悖逆已极的罪名，将庄、朱两家及参与该书编撰者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处死，其中18人凌迟，流徙给披甲人（清代八旗兵丁的别称）为奴者数百人，庄廷鑨被掘坟碎尸。 

康熙五十年（1711）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案与雍正时的吕留良案，也是各牵连数百人的大案。戴名世颇负才名，身任翰林院编修，曾称颂“今天子（康熙）聪明神圣”，“亦思自奋起，以期无负于世盛”。对清廷歌颂备至。他有志于明史，并网罗史文，搜求明季野史，著有《南山集》、《孑遗录》，因奉南明桂王永历等为正朔，不用清朝年号，且尊明崇祯帝为“上”，被斥为“罔视君亲大义，国法之所不容”，处斩。 

乾隆时文网愈密，动辄犯忌。《清代文字狱档》辑有六十二案，皆为乾隆年间事。《文献丛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清高宗实录》等，亦载有文字狱案多起。当然，这远不是文字狱的全部史料。 

在当时，明、清二字切不可随便使用，因清统治者猜疑过甚，办案大员往往“推求其意，悖逆显然”，使不少人因此而丧命。如胡中藻《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徐述夔（kuí）《一柱楼诗集》中有“明朝（zhāo）期振翮（hé，鸟的翅膀），一举去清都”；李驎（lín）《虬（qiú）峰集》中有“翘首待重明”，都被罗织成文字狱。卓长龄《忆鸣诗集》案则是把诗集中的“忆鸣”二字，经“推求其意”之后，被指“忆明”，然后照“大逆”定罪的。如此“推求其意”置人于死地，清统治者也知道难以服人心。乾隆说：“恐胡中藻正法之后，或有党恶好事之徒，妄为不平，造言诽谤，此舞弄笔舌，所关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严密访拿。” 

清代文字狱之苛细残酷远过历代。只要一经成为大案，作者及其亲属（不论知情识字与否），作序的、参订的、刻板印刷的、接受送书的，都在追查之列。一旦发现案情，即令“速行严密讯鞫（jū，审问），务得实情，按律问拟，勿得稍存漏网”。追捕牵连人犯，往往牵动很多省份。各省督抚奉到谕旨，立即“实力查缴，俾（bǐ，使）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以正风俗，而厚人心”。被牵连人犯即使在数千里外，也要缉拿归案。倘若作者和作序的早已亡故，则追究其后人，直到曾孙。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及其子戴昆《约亭遗诗》案就是如此。《约亭诗集》中有“长明宁易得”等句，被指为“诗内悖逆狂吠之处甚多”，而成为大案。此书刊于乾隆九年（1744），乾隆四十五年（1780）案发时，戴移孝、戴昆二人早已死了，其曾孙戴世道被捕审讯的口供称，乾隆九年刊刻《约亭遗诗》时，“彼时年幼，不知诗内有犯悖逆”，但仍以“大逆”定罪。戴移孝、戴昆被刨坟戮尸示众，曾孙戴世道斩立决。为《约亭遗诗》作序的鲁之裕及其子也早已去世，其孙5人分居湖北、湖南、广西、直隶，因系“罪人之孙”，均遭惩处。鲁之裕作序时其孙仅3岁，亦不能幸免。 

当时，大案层出不穷，湖南安化县有一位86岁的老人刘翔，希望清统治者不要猜疑过甚，向巡抚衙门呈进纸状一本，冒死规谏，被捕下狱，其审讯记录有如下一段问答： 

问官：“（你书中说）‘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无之？’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是何意见？” 

刘翔答：“因闻皇上查缴违碍藏书，自必生疑士民妄生议论。备述我朝（清朝）圣圣相依，恩深百姓，纵有昧心狂笔，何忍存留？少释圣主之疑，冀免查缴。这便是不得已之鸣。” 

明明是为了“稍释圣主之疑”，何尝“狂吠”，“悖逆”？故而才敢于自行呈递巡抚衙门，然而，却“忠而获咎”，其罪名是“妄揣圣意”、“妄干朝政”、“妄布邪言”。乾隆下令：“不得因其八旬，稍为姑息。”刘翔被斩首，以示惩儆。 

《文献丛编》第十五辑载有《书词狂悖比照大逆缘尘清单》，共开列文字狱各案亲属缘坐147名，多为妇女孩童。其中汪景祺“《西征随笔》语多狂悖”一案，其子汪连枝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汪连枝在配所生子，子又生二人。汪连枝死后，其子孙3人仍然为奴。这就是说，案发时尚未出世的子孙，也世袭为奴。 

由于清统治者刻意深求，办案大员望文生义，制造冤假大案，助长了挟嫌诬告之风。御史曹一士向乾隆上疏说：“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yá zì，喻指极小的仇恨）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jié，揭发）诗书，指摘文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非今返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由此可知，当时人业已指出文字狱之滥及用法之严酷，不仅造成了冤案、假案，而且煽起告讦之风。 

文字狱造成的社会恶果是极其深重的。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中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者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其效果就是使当时的士人钳口而不敢言。而所谓“尊君亲上”的“大义”则是文字狱衡文的准则，如果被指为谤讪君上，不避圣“讳”，妄议朝政，隐喻讥讽，眷恋故明，心存怨望，便是“违天叛道，覆载（天地）不容”的罪人，其惩创之惨烈，不但使“士子以文为戒”，更是闻文字狱而色变，避之惟恐不及。 

道光十九年（1839），文字狱的凶焰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龚自珍写了乙亥杂诗一组，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yīn，失音）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痛感于当时没有一丝生气的“万马齐喑”的时局，大声疾呼振聋发聩的“风雷”，他认为造成这种有如古井局面的原因，就是恐怖的文字狱带来的“惩创”太严重了。龚自珍还认为，由此而造成的人才的缺失，是清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龚自珍是当时具有卓识远见的士人，林则徐曾称赞他说：“非谋宏远识者不能言，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在鸦片战争爆发的前夕，龚自珍的见识和呐喊，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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