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满蒙联姻，指的是满洲贵族和居住在内外蒙古、青海等地区的蒙古王公之间长时间、多层次、大规模的通婚活动。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家族中选择后妃，使很多蒙古族女子离开草原，走进清朝宫廷和王府；二是清朝统治者从蒙古王公中选择额驸（额驸是清代对满洲贵族包括皇室女夫婿的专称），从而使满洲贵族包括皇室之女离开宫廷，步入草原。

一、满蒙联姻的三个历史时期

　　清代的满蒙联姻大体上可分三个历史时期，即入关前的太祖、太宗时期，入关后从顺治朝到乾隆朝中后期，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这三个阶段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政治任务不同，在联姻的目的、做法及效果上也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时期。这一时期清政权尚在关外，最大的政治任务是积蓄力量，进据中原，夺取明朝政权。为此，就必须处理好同蒙古的关系，才能解除后顾之忧和道梗之患。特别是怎样利用蒙古这一马上民族，使其成为进逼中原的借助力量，更是满洲贵族朝夕所虑。

　　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最初的通婚活动始于努尔哈赤。内蒙古喀尔喀部的恩格得力台吉最早归顺努尔哈赤，成为满洲贵族的第一个额驸。在恩格得力联系下，明万历四十年（1612）春正月，科尔沁贝勒明安将次女许配给努尔哈赤为妻。四十三年（1615）春正月，科尔沁部空戈落贝勒也送女与努尔哈赤为妃。这期间，努尔哈赤的四个儿子也先后娶了蒙古族女子为妻。努尔哈赤则先后把满洲贵族的六个公主嫁给了归顺的蒙古王公。皇太极掌握后金政权后，重申努尔哈赤“重以婚姻”的政策，重点加强与内蒙古科尔沁部的联姻，使由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以壤地相接，结为婚姻”（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录勋清吏司上”）的活动变得更加牢固。皇太极有三位后妃就来自科尔沁部，他的兄弟子侄也娶了五位科尔沁部蒙古女子。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满洲贵族之女下嫁到科尔沁部的也比较多，其中皇太极的亲生女就有两位。皇太极还特别注意选择对蒙古各部有影响的人物做额驸，比如他将次女嫁给林丹汗的儿子额哲。对于蒙古其他部落，皇太极则将联姻与各部对后金的归附结合起来考虑。比如敖汉部、喀喇沁部、苏尼特部归顺较早，皇太极便把皇室女和满洲大臣女嫁给这些部的王公。

　　第二阶段，从顺治朝初年到乾隆朝中后期。这一时期，满洲贵族在蒙古王公和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已经进据中原，逐渐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封建统治秩序。清朝统治者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封建大一统的局面，并把这种局面延续下去。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看来，西北蒙古藩部地区对统治中原内地很重要，怎样处理好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对巩固清朝在全国的封建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另外，清朝统治者也念及内蒙古各部王公“从龙入关”的历史功绩，为了进一步联络蒙古王公的感情，稳定蒙古各部的封建统治秩序，满洲贵族不仅继续从内蒙古各部选择额驸，而且逐渐扩及到外蒙古和青海蒙古。

　　第三时期，从乾隆朝中后期到清末。清政府经过康雍乾三朝对西北地区用兵，以及各方面采取一定措施之后，在蒙古地区的统治已比较稳定，蒙古王公的作用较以前降低，满蒙联姻也随之减弱。嘉庆朝，只有嘉庆六年（1801）嘉庆帝三女庄敬和硕公主、四女庄静固伦公主嫁到内蒙古科尔沁部、土默特部。从道光朝初年起，满洲贵族决定，以后选择额驸只限于内蒙古科尔沁、巴林、喀喇沁、奈曼、翁牛特、土默特、敖汉等七部十三旗的范围，外蒙古、青海蒙古和内蒙古的其他部，都被排除在外。

二、满蒙联姻的主要特点

　　清代满蒙联姻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初最盛，中期以后，逐世递减。这从清朝皇帝娶蒙古王公女为后妃的情况可以看出。

　　据史籍统计，清代蒙古族后妃，努尔哈赤二人，均出自内蒙古科尔沁部；皇太极七人，分别出自内蒙古科尔沁部、阿巴亥部、扎鲁特部、察哈尔部；顺治帝六人，出自内蒙古科尔沁部、浩齐特部、阿巴亥部；康熙帝二人，乾隆帝一人，均出自内蒙古科尔沁部。自乾隆朝以后，道光帝一人，同治帝二人，均为八旗蒙古之女，没有一个来自外藩蒙古。 

　　二是满蒙联姻虽日益减弱，但贯彻清朝始终。比如道光朝以后备指额驸（将内蒙13旗中可以入选额驸的王公上报宗人府，由皇帝从中指定额驸）的规定，标志了满蒙联姻关系的缩小，却没有取消满蒙联姻，因为“北不断亲”终究是清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嘉庆帝曾说：“我朝开国以来，蒙古隶我臣仆，重以婚姻，联为一体。”（《清仁宗实录》卷88，嘉庆六年十月丙午）满洲贵族选定内蒙古七部十三旗为备指额驸的范围，是因为这七部都属于内蒙古东四盟，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处于内蒙古的南半部，已行成一个半弧形，和盛京（今沈阳）、直隶界紧紧相邻；从归附清朝的时间上说，这七部也都是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投归的，和清政权一直保持密切关系；从满蒙联姻的程度上讲，这七部也比其他部更深广。乾隆帝曾在科尔沁境内赋诗“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蒙古游牧记》卷1），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三是满蒙联姻有各种制度做保证。努尔哈赤时期只是要求满洲贵族女不得凌侮其夫。顺治五年（1648），清政府规定了蒙古额驸的随丁数额；十年（1653），又规定了额驸朝觐骑从数额。康熙元年（1662），规定额驸后代可以预先授予品级；六十一年（1722），规定额驸骑从和给俸的数额。雍正元年（1723），规定了下嫁公主留京居住的时间。乾隆十七年（1752），对不同爵级额驸后代的待遇做了规定。道光朝以后，对备指额驸的选择标准、拣选引见、恭候钦指等更是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这一切，无疑加深了蒙古额驸对满洲贵族的感情，从而使他们更好地为清政府效力。

三、满蒙联姻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曾说：对于最有权势的王公，“娶妻乃是一种政治行为，乃是一种藉新的联姻以增进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朝廷的利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这使我们透过满蒙联姻温情脉脉的现象，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即满蒙联姻是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边疆稳定而实施的政治手段。

　　清代的满蒙联姻，在清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不仅巩固了满洲贵族和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的联盟，进一步稳定了清朝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满蒙两个民族的融合，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和边远地区蒙古王公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作者简介

赵云田，1943年生，北京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