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唐宋时期，中国海商远及东南亚沿海地区，商民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一

　　晚清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亟需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就国内而言，“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载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3），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历太平天国和两广洪兵起义（1854-1861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反清大起义，起义军自称为“洪兵”。有40多县的天地会先后举事，参加者达100万人，并一度围攻广州城，后辗转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等农民政权）以及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民人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契约华工”。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夺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在东南亚就约有200万华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苦力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顶峰，仅1922—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随着共和国的建立，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二

　　“下南洋”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艰险。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允许的。朝廷认为，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因此，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护，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十九年（1893），清政府解除华侨海禁。进入民国，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经济、教育事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险难测，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讹诈与各色人等的刁难。

　　再次是登陆后，移民同样面临着凶险的环境。一方面，需要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迫。殖民者亟需华人参与地区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担忧，因而有意压制华人，以致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土著政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限制华人的政策。一旦政局出现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发泄不满的对象。

　　漂移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各种压迫，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寻求慰藉与帮助，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与土著通婚。早期移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妇女数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史称“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王大海：《海岛逸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19世纪末，随着有关禁令的取消，华人妇女迁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

　　二是创立同乡会馆。移民迁入早期，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团体，马六甲的青云亭、槟榔屿的广福宫、新加坡的天福宫都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随着移民增加，来自同一省份、府县、方言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前者，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

　　三是加入秘密会党。早在1799年，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会党（“私会党”）的存在，后来会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力量。在早期华人社会中，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在华工贸易中，私会党大多充当“猪仔头”角色，其势力还遍布赌场、妓院、烟馆等场所。私会党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发生械斗事件。到20世纪20年代，会党遭到取缔，逐渐转入地下活动。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但限制华人、排斥华人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作者简介

　　刘平，1962年生，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主要著作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