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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晚清海外移民的辛酸历程
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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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向有二,一是美洲,二是东南亚。在清代,东南亚泛称南洋,包括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11国。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我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唐宋时期,中国海商远及东南亚沿海地区,商民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朝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

 

 

  晚清出现“下南洋”移民浪潮,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开发东南亚亟需大量劳动力,而非洲黑奴贸易在18—19世纪之交已经衰落,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人口众多的中国,鼓励华人前往东南亚。就国内而言,“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蓝鼎元:《论南洋事宜书》,载贺长龄等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3),自古以来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的华人以经商谋生者居多,当时东南亚华人已有150万之多。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招募华工,因为应募者要订立契约,时人称为“契约华工”,又叫“卖猪仔”、“当苦力”。由此,下南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在经历太平天国和两广洪兵起义(1854-1861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下,广东天地会发动反清大起义,起义军自称为“洪兵”。有40多县的天地会先后举事,参加者达100万人,并一度围攻广州城,后辗转进入广西,建立“大成国”等农民政权)以及广东土客大械斗之后,到了19世纪60年代,东南地区满目疮痍,农村生活更加艰难。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劳动力之际,各国纷纷在中国东南地区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民人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佣“客头”(“猪仔头”),将贫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以出国后的工资为抵押,换取出洋旅费,成为所谓“契约华工”。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夺华工的现象。数十年间,仅在东南亚就约有200万华工,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的种植园和印尼等国矿山。由于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非人待遇,契约华工不断反抗,各界舆论也纷纷质疑、抨击。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宣告苦力贸易的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初,是下南洋新的高峰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经济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对于熟练劳工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间,中国向东南亚移民达到顶峰,仅1922—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随着共和国的建立,持续数百年的“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

 

 

  “下南洋”是中国人走出国门的移民潮,其中充满了辛酸与艰险。

 

  首先是“违法”。移居海外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允许的。朝廷认为,迁居海外无异于“弃绝王化”,因此,不仅不给移民任何保护,而且对回国者严厉制裁。直到晚清,清政府才意识到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与商埠的重要性,于光绪三年(1877)任命当地华侨领袖胡璇泽为新加坡首任领事。十九年(1893),清政府解除华侨海禁。进入民国,华人参与当地政治、经济、教育事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旅途的艰险。早期移民偷渡出洋,整日担心官军稽查与海盗行劫,海上风险难测,帆船时有倾覆的危险。近代出洋华工则几乎与奴隶无异,饱受猪仔头与猪仔馆的虐待。华工被封禁在船舱内,条件恶劣,死亡率极高,贩运华工的船只被称为“移动地狱”。自由移民者也经常遭到偷渡船主的讹诈与各色人等的刁难。

 

  再次是登陆后,移民同样面临着凶险的环境。一方面,需要克服难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受到当地各种势力的多重压迫。殖民者亟需华人参与地区开发,但又对华人迅速扩张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充满担忧,因而有意压制华人,以致迫害、屠杀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尤以印尼多次屠杀华人的事件最为惨烈。殖民势力消退后,土著政权也延续了以往排华、限制华人的政策。一旦政局出现动荡,华人往往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发泄不满的对象。

 

  漂移海外的孤独感和受到的各种压迫,促使华人通过种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寻求慰藉与帮助,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与土著通婚。早期移民大多是单身的成年男子,妇女数量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少华人便与当地妇女通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史称“华人有数世不回中华者,遂隔绝声教,语番语,衣番衣,读番书”(王大海:《海岛逸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19世纪末,随着有关禁令的取消,华人妇女迁往东南亚者日渐增加,华人华侨与外族通婚的现象逐渐减少。

 

  二是创立同乡会馆。移民迁入早期,即出现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团体,马六甲的青云亭、槟榔屿的广福宫、新加坡的天福宫都是不分籍贯的华人互助机构。随着移民增加,来自同一省份、府县、方言的同乡会馆逐渐取代前者,使华人社会的人口分布逐步呈现出强烈的地缘色彩。

 

  三是加入秘密会党。早在1799年,槟榔屿当局已发现华人会党(“私会党”)的存在,后来会党在东南亚各地势力急剧膨胀,成为影响当地政治的重要力量。在早期华人社会中,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保护人的角色。在华工贸易中,私会党大多充当“猪仔头”角色,其势力还遍布赌场、妓院、烟馆等场所。私会党内部派系林立,经常发生械斗事件。到20世纪20年代,会党遭到取缔,逐渐转入地下活动。

 

  大量华人移居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也极大地推动了东南亚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华人作为东南亚各国本地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已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但限制华人、排斥华人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作者简介

 

  刘平,1962年生,苏州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秘密社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主要著作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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