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后的第五代皇帝嘉庆，与他的祖辈相比，实在算不上一个雄才大略、有为有守的皇帝。然而，在嘉庆初整顿吏治过程中，其崇尚的一些治政理念，却值得称道。

　　清朝自乾隆中期以后，吏治日渐废弛，官风日益败坏，其表现不仅仅是官员的营私玩法，更为普遍的是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因循塞责。在地方，“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愒（kài，贪）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徇庇之实”；在中央，大员们“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

　　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于内外交困中亲政。其时嘉庆帝已36岁，并已做了3年儿皇帝，对当时的吏治官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直隶总督颜检说：“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整顿吏治官风从何着手，除了惩治贪污腐败而外，嘉庆帝认为，“勤”对天子百官和老百姓来说，都非常重要。他在亲撰的《勤政殿记》一文中指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勤为立身之本，君勤则国治，怠则国危；臣勤则政务有条不紊，怠则政务紊乱无序；为学者不勤则学业无成；种田者偶尔怠惰一下，则收成顿减。各行各业所司之事虽不同，理皆相同。对国家而言，内而六部九卿，外而各省封疆大吏，若都能昼夜操劳公事，勤劳弗懈，众志成城，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若心存懈怠，身耽安逸，惟知尸禄保位，国计民生漠不动念，则政事废弛，其害可胜言哉！”

　　嘉庆帝在竭力倡导勤政的同时，以行实政要求朝廷百官。他认为，有实心才会行实政，有实政才能实实在在惠及于庶民。而那些怠惰疲玩的官吏，正是因为他们“视民如草芥，为政全无实心，爱民全无实惠”，才会“慢易居心，悠忽度日”，才会靠作伪粉饰以欺世盗名。

　　嘉庆帝在要求百官行实政时，以行实政自律。他对于自古以来，封建帝王十分注重的景星庆云、吉语祥瑞之事，采取明确的排斥态度，对于天人感应之说，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于亲政不久，即颁谕内阁，申明：“惟以时和年丰为上瑞，从不敢铺陈符应，粉饰太平。盖以人君侈语嘉祥，易启满盈之渐；不讳灾异，始知修身之方。古所称麟凤来游，或亦出于附会，未可尽信；而上方垂戒，象纬昭然，实为天人感应之机，不可不时深敬凛。”但这道御旨并未引起有关官员的重视。不久，钦天监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现象，作为吉祥之兆奏报，遭到嘉庆帝的严厉申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皆为前代史册所载，朕亦粗知算法，其躔（chán，天体运行）度运行，无难推算而得”，“此等铺陈，侈言祥瑞，近于骄泰，实为朕所不取”。其后，又发生光禄寺卿钱楷，因京师久旱不雨，要求停止正在紧张施工的正阳门外石路工程以求雨之事，嘉庆帝断然拒绝，明确告之：“修省在实政，无事傅会五行！”

　　嘉庆帝亲政后，面对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社会现实，十分注重了解民情、民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获取真实的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一是靠言路的畅通，更主要的是靠地方官员，尤其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各直省总督、巡抚及时准确的奏报。然而当时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名利，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帝力图扭转这种官场风气。嘉庆四年，爆发于湖北的白莲教大起义延及四川，起义军与清军在川省广大区域激战正酣。就在此时，四川布政使林隽却以“民情安贴”奏报。林隽的粉饰之辞，遭到嘉庆帝的严厉指斥。嘉庆帝据此再次告诫各省大吏：“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闾阎疾苦从何而知？”警告他们：“嗣后不许说假话，以实告，慎志勿忘。”

　　嘉庆帝不许地方官员于常规报告中说假话，对官员们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对于这样的官员，就不是警告，而是严厉惩治。嘉庆五年（1800）一月，云南威远一带遭遇严重水灾。烧盐的井灶、盐仓、民房、衙署，多被冲坍。被灾百姓、盐工达3400余丁口，冲坍房屋1400余间。云南巡抚江兰，不仅对灾情隐匿不报，更为恶劣的是，在嘉庆帝派人已经对灾情查证确实后，江兰仍不据实陈奏，坚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rěn，庄稼成熟）。嘉庆帝认定江兰存心讳灾不报，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不久，嘉庆帝颁发谕旨，严诫督抚讳灾。他说，督抚讳灾不报，“于闾阎生计殊有关系。地方水旱灾祲，……惟在该督抚等及早驰奏，蠲赈兼施，用苏民困”。如果各省督抚“匿不上闻，则小民饥困无依，或致别滋事端”。为了防止老百姓因饥困而生事，嘉庆帝再次令各省督抚，在地方收成减少，水旱成灾时，“必须飞章入告，纤悉无隐”，“若有讳饰，必当严办示惩，江兰即前车之鉴也”。嘉庆帝虽然因惧饥民生事而要求了解灾情，对灾民及时加以蠲赈，但其做法对于饥民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

　　江兰的前车之鉴，对大批说惯了假话的官员，并没有起到多少警示作用。嘉庆七年（1802），山东发生了严重蝗灾。嘉庆帝颁发数旨，饬令地方详查灾情。山东巡抚和宁竟在奏报中声称：“济宁等州县间有飞蝗，并不食稼。”嘉庆帝斥和宁讳灾不报，将其以溺职例革职。两年之后，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于直隶。直隶总督颜检，在奏报直隶当年收成和蝗灾情况时，谎话连篇，不以实情报告。颜检在麦子尚未收割时，就先说大话，称直隶小麦可获“十分”收成。嘉庆帝对预报产生疑问：“十分乃系上稔，岂可多得？……实未免措辞过当。”颜检继而又隐瞒直隶蝗灾灾情，以及由蝗灾造成的损失情况。当嘉庆帝在宫禁中发现了飞蝗，令颜检查明直隶境内蝗灾情况时，颜检于复奏中却说直隶蝗虫现已捕扑尽净，谎称飞蝗不伤庄稼，惟食青草。嘉庆帝已经掌握了蝗灾造成损失的情况，仅在广渠门外，田禾被蝗虫吃掉的已有十分之四，其余各州县均有蝗蝻，谷粟被伤甚为严重。至于说到直隶境内的蝗虫已被捕扑尽净，嘉庆帝认为更属弥天大谎。因其在宫中批阅奏章时，飞蝗竟然落在御案上，太监一下子就捕捉到十余只。宫禁既有蝗虫飞入，郊原田野更不知几何。嘉庆帝对谎话连篇的颜检加以惩治。颜检被以欺罔、粉饰之罪，交部议处，并被严厉警告：“嗣后惟当痛改前非，实心任事，遇有地方灾欠事务，尤当一面查办，一面据实陈奏。……若再有讳匿迟延，经朕查出，必当将该督严行惩处，不能曲为宽贷矣。”其后，嘉庆又借颜检讳灾不报事件，告诫各省督抚：“总之，粉饰之习一开，则督抚等惟事敷陈吉语，而属员意存迎合，日久相蒙，必至一切国计民生之事，概不以实上陈。”在嘉庆帝看来，封疆大吏若事事务求粉饰，以欺罔皇帝为能事，哪里还谈得上对地方政务的治理。

　　嘉庆帝想听到来自地方的真实汇报，也想看到地方的真实情况。他在巡幸五台山时规定：不准预备途间及山之上下一应戏台、杂技、假山、假亭等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嘉庆帝对于过去地方官在皇帝巡幸沿途空缺之处，用席片搭盖假山，以颜色涂抹遮蔽脏乱之处，对沿途民间村庄庐舍曲加粉饰等做法十分厌恶。他曾说，跸路所经民间村庄庐舍，完整者可以观其丰盈景象，其颓垣陋室亦可借以知民生疾苦，正是了解地方、察看民情的有效途径，符合“省方观民”的要义。

　　嘉庆帝亲政后，花大气力来转变官场疲玩矫饰之风，使一批实心任事的官员在嘉庆初政的兴利除弊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局也有一定改观。但从整体上来说，官场风气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嘉庆十八年（1813），两广总督蒋攸铦（xiān）在奏报地方吏治情况时说：“臣观近日道、府、州、县，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夫阘茸（tà róng，庸碌低劣）之酿患，与贪酷等。窃以为方今急务，莫先于察吏，而欲振积习，必用破格之劝惩。凡贪酷者固应严参，平庸者亦随时勒休改用。……其有勤能者，即请旨优奖。”其所称“贪酷者少而委靡者多”，与嘉庆初年嘉庆帝所说，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如出一辙。可见，清朝惩治贪酷者难，转变官场的风气更难。

　　作者简介

　　张玉芬，1944年生于江苏南通，辽宁师范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清史及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著有《清代皇嗣制度》、《清嘉庆帝评传》、《清道光帝评传》等，主编《清朝通史·嘉庆卷》、《中国近代史》等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