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内的殿阁大堂，多有含“和”的匾额，而殿阁楹联中含“和”字的更是比比皆是。据考察，殿阁匾额题字几乎都是康乾盛世时期帝王的手笔，而其中绝大部分又出自乾隆。本文拟对盛世求中和这一现象略作解读。

　　“和”或称“中和”是中国古代理想家和统治者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范民族心理结构、思想模式和体现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强调矛盾双方的一致性，不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相互否定，谋求统一和谐即“致中和”状态。

　　这里，我们要先追溯“中和”思想的源流。春秋末年，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继承了前人的一些“中和”观念，述古而又开新，他明确提出“和为贵”，强调以此来协调统治阶级内部和不同阶级之间关系。同时他还提出“和而不同”的原则，就是吸纳不同意见，主张对立双方力求协调统一，避免任何一种极端。简言之，就是求中、求和。到了西汉初年，中和得到了最精辟的概括，成为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最高准则。汉唐以后的思想家们无不以“致中和”为其旨归，即其宗旨是达到中和理想，或称“太和”状态。

　　这种传统的求中和思想，到了清代，满族统治者，特别是康乾盛世的几代帝王，不仅完全接过并吸纳这一思想，而且把这一传统思想发挥到极致。他们知道，只有“和”，即把自己融化到中华民族大一统中，才能让他们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求得生存，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康熙帝认为“和气致祥”，雍正帝力主为政要“中正仁和”，乾隆帝要让大清王朝“太和充满”。显然“和”就是其所想达到的理想目的。

　　清朝取代明朝，一个以少数民族——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政权要想真正成为中原的统治者，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令人惊叹的是，满族统治者不仅一统中原，而且在入关不长的时间内，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病入膏肓的封建制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竟然创造出一个康乾盛世。尽管只是夕阳下的辉煌，封建制垂亡前的回光返照，但毕竟使古老的中华文明为之一振，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奇迹为什么会出现？谋求“中和”是关键。满族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一直与汉族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互相适应的共性已经成为主流，所以清入关以后在强调“国语骑射”的同时，吸纳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提升自己，推进民族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从而加快自我演进的进程。康雍乾三帝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高素养的帝王，他们本身都已迅速地成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熟谙中华文化经典，其精到程度甚至令一般汉族知识分子汗颜。康熙帝对音乐数学的造诣，雍正帝的书法、乾隆帝的诗词都达到当时很高的水准。康乾盛世留下了以《四库全书》为代表的诸多文化典籍，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中华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清王朝在经济领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即迅速摆脱游牧经济，转而崇尚发展农耕经济，并实现最终的融合。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一直奉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国策。长时期的农业经济铸就了中华民族依赖土地，即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人们渴望安定，厌弃战争，向往太平，反对暴力。男耕女织，丰衣足食，老守田园是广大人民崇尚平和安定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普遍心理状态。农业经济又是自然经济，农业生产要与自然规律、自然节候相和谐。农业生产和自然界的有节律的平和地运行，这就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这些农耕文化的理念也很快为清朝统治者接受。入关之后，面对汉族地区农耕经济的汪洋大海，满族统治者从没有想过再回到东北原始森林中重过落后的游牧生活，他们只强调保持满族的骑射习俗，从不提保持游牧经济形式。即使后来因为旗人生计问题，曾经强制一批旗人回东北老家，最终亦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不会倒退，人类社会更不会倒退。农耕经济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入关以后，特别是康熙帝开始，十分重视劝课农桑，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与农业经济相关的治河以及蠲免、赋税政策十分重视，因此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农业经济发展，也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货物。瓷器离不开瓷土，丝绸离不开植桑养蚕，茶叶更是江南农业经济中的一部分。离开农业经济，手工业制造业会失去发展的基础。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手工制造业和发达的农业经济，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另一个经济中心，即东方的农业手工制造业中心，充斥欧洲市场的中国手工业产品既满足了人们生活用品的必需，提升了人类生活水平的档次，同时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帝非常明智地选择了一条谋求“中和”的道路，即以融入中华文化提升自己，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从而创造了康乾盛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康乾盛世的帝王们不可能跳出历史的局限，他们同样传承了历代帝王的统治手段，在追求其统治的稳定的同时，极力强化其集权，来巩固其统治地位。无论康熙的宽缓、雍正的苛猛，还是乾隆的宽猛相济，殊途同归就是极力稳定和巩固其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历史帝王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集中手中的权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朱洪武，创造夕阳下的辉煌盛世的康、雍、乾，一个个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精英人物，权杖在他们手中，成为开拓进取的动力。尤其是到了清代，刚从关外原始森林中出来的少数民族满族成了中原大地的统治者。他们面对汉民族的汪洋大海，深知集权是何等的重要，不仅要强化对汉人的统治权，也要集中对满人的统治权。于是从康熙朝开始，把决策中心移到了南书房，满大臣参与决策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也逐渐被取消。雍正朝则设立了军机处，决策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至此，清王朝的集权已达到了极致。正是这种集权，才有了康乾盛世，才有康乾时期大一统的局面，才有乾隆时期中国版图的底定，这就是封建社会集权的历史功绩。

　　总而言之，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之久，上至封建帝王、王公大臣，下至士农工商、平民百姓，都谋求“中和”，即谋求和谐，谋求安定。对于一般士人和普通百姓来说，大体有两类求“和”的途径。一类是向大自然求“和”。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谪贬永州，名列囚籍，困顿穷厄，满怀悲愤。他却在山水自然中寻求到和合之点。他的《永州八记》就是表现他“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心境的。另一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求“和”。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小人构陷，一生坎坷。谪居惠州时，因“和”于当地民众，欣然于“小阁藤床”“春睡”“五更钟”之中而自慰。明清时期，因为各种原因而遭流放的文人士子，从他们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大都在心理调适之后，能够融于自然、融于当地民众，而欣然自得。正是这种中和思想的文化精神调整着人们的心理，减缓着社会的矛盾。客观世界辩证法本来就包涵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矛盾的斗争性，二是矛盾的统一性，正是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和思想强调了宇宙根本规律的一个侧面，是很有意义的。中和思想的文化精神也有其优长之处和价值所在。这就是，它使得中华文化具有坚毅的耐力和同化能力。每当异质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传入本土，中华民族便会采取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在冲撞中相容，在相容中同化，一直保持着中华文化的传统风范，历久弥新。因此，康乾盛世谋求“中和”即谋求和谐、谋求“安定”是明智之举。

　　作者简介

　　朱诚如，1945年生，江苏淮阴人。曾任辽宁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主持院政副院长，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明清论丛》主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康雍乾三朝史》、《管窥集·明清史散论》等；主编《清朝通史》、《辽宁通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