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古老的大清帝国开始面临千古未有的变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从陆地、海洋，四面八方入侵中国，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的危局。而海权意识正是分析晚清危局的一个切入点。

　　翻开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大部分来自海上。从印度和缅甸方面入侵的英国、从越南入侵的法国、从朝鲜半岛入侵的日本，也无一不是先海后陆；即使是清朝所面临最大陆路威胁的俄国，除了对西北和漠北的侵吞外，其对黑龙江流域及库页岛一带的觊觎、侵略，最大的动力也与海权意识有关：寻找太平洋出海口（黑龙江）、占领天然不冻良港（海参崴），以便于开展与日本等太平洋国家的贸易。

　　可以说，列强梯次来华，基于其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开始向海外大肆掠夺和扩张。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海上争霸战。其中，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海军，拥有军舰134艘，大炮3000门，自称为“无敌舰队”，系第一代海上霸主；17世纪中期，荷兰庞大的商船队，共有船只16000艘，总吨位相当于英、法、葡、西四国之总和；而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更把海军当作向外扩张的主要工具，到19世纪初，英国已拥有战列舰240艘，巡洋舰317艘，成为当时独一无二的海上霸主。西方殖民者在历经数百年不断的彼此厮杀和疯狂掠夺后，产生了两个明显的结果。一是西方的海权观念不断强化，即“谁控制了海洋，谁就能统治世界”。二是他们的战船和火炮技术不断改进，海上的军事实力日渐增强。如果说，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中古时期，汪洋大海还是人类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到了16世纪，东西海路大开之后，原来的海洋天堑就逐步变为入侵者的通道。进入19世纪，非洲、亚洲、美洲，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古老的中国成了列强觊觎的下一个目标。

　　反观中国，虽然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虽然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成就了世界的航海业、火药成就了枪炮等近代武器，虽然在明代就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中国却从不曾是海洋大国，直至明清时代，朝野上下的海权观念仍几近于零。与重商冒险的海洋民族不同，受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中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以土地为命脉的农本经济，以儒家为独尊的传统文化，以皇权为核心的集权体制，以宗族宗法为特色的基层社会。一句话，传统中国的特点是农业的、儒家的、政治的、宗法的、大一统的。在历朝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从来都不意味着商机，而只是天堑。

　　正是由于缺乏海权意识，在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在历史本已进入世界性交往的时代，中国却始终以天朝大国自居，缺乏走出去的意识。朝廷推行的中外朝贡贸易，政治色彩远大于经济利益。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也是宣扬国威，以求得“德被四海”、“万方来朝”，所以郑和出使所携带的是大量的金银、钱币、瓷器、丝绸等礼品，沿途分送各国，换回的则是奇珍异宝，珍禽异兽及各种香料，以供皇室享用。同时，载回各国朝贡的使臣及其家属（多者几十、上百人），经年累月地在华享受免费待遇，致使远航和朝贡贸易的费用，开支巨大、劳民伤财，成为当时的一大“弊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比郑和晚半个世纪的葡萄牙人达伽马远航东印度时，虽只有船只4艘，人员184人，但返航时所带回的货物总值，却是航行费用的60余倍。这种殖民经济和殖民掠夺的远洋航行，与厚往薄来的中外朝贡贸易相比，一个重在经济利益，一个突出政治影响。

　　明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海洋所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所以，面对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清朝统治者无动于衷；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初，先是为孤立和打击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海南岛沿海居民亦迁），“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

　　同样，正是因为海权观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适当、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海防安全一直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危机。明代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荷兰、葡萄牙，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明清之际，在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们看到，清代不设远洋海军，只有近海和长江水师，其主要任务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缉捕海盗，兵制等同于内地的陆军。到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载重量约150吨，配兵60名，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枪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定员82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

　　中国在西方眼中曾经是个神秘、强大的国度，但真正接触之后，西方人的观念在逐渐发生变化。16世纪初叶，早期来华的葡萄牙特使即扬言：“只要从马六甲派出10艘船，便足以轻易地控制整个中国沿海。”乾隆五十八年（1793），来华访问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看到中国的帆船和兵器，与200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亦狂妄地扬言：“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大清帝国的海岸舰队，并断绝中国从海南岛到北直隶湾的航运。”面对强大殖民者的贪欲，落后的中国遭受侵略已不可避免。

　　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也是一部抗争史。面对列强的侵略，面对民族的危局，中国的各个阶层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抗争，晚清的统治者亦然，建设近代海军正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因应举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台之后，清廷逐步开始加强海防，福州船政局、北洋水师、福建水师等次第建立。恩格斯曾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大工业的产物，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一个大量浪费金钱的工厂。作为封建的传统农业大国，中国既不具备发展近代海防的物质基础，也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长期供养一支近代化的海防和海军部队。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的北洋海军，其装备几乎全部由海外购置的战舰组成，并配备了外国的顾问，表面上已经很近代化，但其内里却充满了封建的陈规陋习，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加之清廷软弱腐败，战略战术、军制军纪和后勤保障弊端百出，这一切决定了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决定了中国近代海疆史上上演的一幕幕悲剧成为历史的必然。

　　作者简介

　　何瑜，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史表组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清代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国海疆史、清代边疆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