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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是居官大病
李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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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它的生动性和典型性,使读者往往过目难忘,说的是:在嘉庆、道光两朝久任军机大臣的曹振镛,晚年更是“恩遇极隆,身名俱泰”。他的一位门生专门请教他官运亨通的秘诀,曹振镛回答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敢于讲话,勇于任事,不免要冒各种风险,只有“多磕头少说话”,才能八面玲珑,四处逢源,在官场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

 

  这绝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而是封建官场的普遍现象。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谈到守旧大臣们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改革时说:那些“内位卿贰,外拥封疆”的高官们,“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始能获也”,到了这个地位,只要“循常习故,不办一事”,就可以“从容富贵,穷乐极欲”。“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这些人“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可见,官员之固位擢升,不在于办不办事,能不能办事,而在于熬年头,善钻营。

 

  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是一点都觉察不到这些弊端,他们也曾设法采取一些措施来救弊补偏。康熙皇帝亲书“清、慎、勤”的所谓“居官三字诀”赐给大臣,以为倡导,其中“勤”字就是勉励大家要勤于政务,不要尸位素餐,玩忽职守。在三年一次称之为“大计”的官吏考核中,“疲软无为”是应加举劾的罪名之一,得到这样考语的要受革职处分。但是,官员们一味明哲保身,敷衍塞责,苟且模棱,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政治道德操守问题,而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表现,单靠口头的提倡和极其有限的监督,自然无济于事。封建皇权的极度膨胀,所谓“乾纲独断”,结果必定是“一人为纲,万夫为柔”,群臣们只能叩首颂圣,墨守成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算不错,哪里还顾得上勤劳公务,尽心国事?

 

  懒官、庸官们充斥朝堂,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统治机器失灵,政务废弛,吏治败坏,政治公信力低下。这既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也伤害了本就生活得十分艰难的普通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所以,袁守定在《图民录》中指出:“疲是居官大病。所谓疲者,如疲马然,策之不动也。然疲生于挨,朱子所谓挨得过时且过是也。”(卷一)官员一旦得了“疲”症,就像一匹鞭打不动的老马,怎么赶也是步履蹒跚,踌躇不前,而其根源恰如朱熹所说,因为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挨一天是一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方式,“人心一懒,则百体俱怠;百体俱怠,则心日荒而万事废矣”(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

 

  金庸斋在《居官必览》中也强调:“倦最害事。”“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受其弊。”“此身苟一日之闲,百姓罹(lí,遭受)无涯之苦。”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官员如果倦于政事,则“地方利病,应兴应厘,漫不经心,百废莫举”。这样没有担当的官,必然使“民困日深”,“民生日艰”。

 

  有人以断狱判案为例,提供庸官殃民的实证。每有命案发生,“有司之悠忽者”往往“迟延日期”,不予置理,直到“尸身发变”,不得已才慢吞吞地赶到现场,“又以亵秽为嫌,远坐他所,止凭仵作衙役混报,既未目击,又不令两造面质,草草讯供,游移通详”。审案时又“听断乏才,优柔不决,经年累月,拖延无期”。最后只能“草率完局,锻炼成招。不但生死含冤,且有牵连拖累,致小民倾家荡产,废时失业者,深堪悯恻。人命如此,其他可知”(田文镜《州县事宜》)

 

  对公事如此漫不经心,荒疏怠忽,又怎么能在官场混得下去呢?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和对策,叫做“弥缝搪塞”。他们对于“民间苦乐”虽然“漠不关心”,对于利国惠民之事虽然束手无策,不过“饰虚文以媚上司,习时套以规进取”这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倒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平时“但以簿书文移,弥缝搪塞,一生精神,用在酬应世态,绸缪身家之处,互相欺罔”(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一)。他们也并不是成天无所事事,闲居独处,相反,他们时刻奔走于大吏之门,争逐于宴会之场,简直是忙忙碌碌,马不停蹄,在“酬应世态”方面用足了“一生精神”。他们处事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则,就是“每事止图可以回复上官,不顾可对士民与否”(徐牧《牧令书》,卷一)。只要把上司糊弄好了,上司感到满意了,自己的官位也就坐稳了,老百姓的苦乐死活自然不在话下。

 

  清代许多有关“官箴”的书中,对上面这种现象斥之为“伪”,是“仕途之贼”。与这种恶劣的官场习气相对立,人们强烈地呼吁官员们应该“以实心行实政”,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高廷瑶《宦游纪略》说:“官如何才为爱百姓?”作者自己回答说:“必有一副爱之之心,又必有一副爱之之力。无此心则抚摩噢咻,无非沽名市惠,是假之也,何有于民?有此心而才具精神不足赴所欲为,亦徒虚此爱耳。故真爱百姓者,以实心行实政,废一不可也。”(卷下)既要有爱民之心,又要有爱民之力。心里根本没有百姓,所作所为不过是沽名钓誉;说是爱百姓,却没有为百姓办事的才具和精力,也只是空言虚词而已。所以“实心”和“实政”,二者缺一不可。

 

  真正心存百姓的官员,需要有一副热心肠。就像方大《平平言》所说:“富贵利达,眼不可热。民生休戚,肠不可不热。肠不热,则百姓之休戚,如秦越肥瘠,漠不相关矣。”王志伊为《励治撮要》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一个关爱百姓的官员,应该处处以为百姓兴利除弊为念,做到“重民生,勤民事,薄民赋,保民富,宽民力,从民便,悯民穷,恤民灾,除民害,询民瘼”。

 

  对封建官僚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看来,未免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做到。但这样的呼声和舆论,毕竟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良好愿望和迫切冀求,在当时,它起着对黑暗政治的批判及对清明政治的引导的积极作用,至今也仍然不失为是传统政治文明中珍贵的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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