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将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所谓官民关系即官府与四民的关系。到了晚清，开始提出“官、民、夷”，即清朝官府、中国老百姓以及外夷（洋人）三者关系。而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乃是清朝官方。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办理“夷务”的满族重臣耆英，即曾多次表明清朝官府超然于民夷之上、折冲于两者之间的姿态。如其在1843年6月间的奏折中即指出：
从前粤中习俗，既资番舶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为侮弄之具。该夷敢怒而不敢言，饮恨于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能再如从前之受侮，设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民夷两相疑惧，倘办理稍有未协，必致重启事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6，第40-41页）
相似的认知，也一再出现于皇帝的谕旨和地方大吏的奏报之中。当然，这仍是沿袭了当局此前在处理一般的民夷（汉民与其他少数民族）事件时的故伎。只不过他们此时所要打交道的外夷，是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强国，而不再是那些虽在大清版图之内却被视为“化外”的少数民族了。
清朝官方的这一认知，后来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胡绳巧妙地用以阐明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和中国人民大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他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不仅设专节讲“官、民、夷”，且将他的这一思想贯穿于全书始终。历史研究，就是要弄清楚作为社会的人的各种相互关系、相互联系，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官、民、夷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互动及其发展变化。
二、粤东民谣中的官民夷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外国侵略势力还远未深入中国的内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乃至五口的开放通商，也并未随即带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
中国的传统王朝均有其兴盛衰亡的发展周期，清王朝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早在乾隆末年，日中则昃（zè，太阳偏西）的清王朝即已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变。鸦片战争，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官民关系，助长了民众对于官府的敌视反抗心理，从而催发了全国规模大动乱的到来。
清人夏燮（xiè）早在太平天国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即已认识到它与鸦片战争的这种因果关系。他在《粤氛纪闻》的开篇即指出，所谓“粤西之祸”也即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实胚胎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论者“徒见其弃疾于粤西，而不知其阶乱之在粤东也”。他为此进一步阐述道：
方琦相（指琦善）之羁縻义律也，粤东之民谣曰：“百姓怕官，官怕洋鬼。”迨三元里之役，粤民起而创之，遂兴团练之局。未几闻抚事定，积不能平，遂有次年揭帖之变。而大府亟出示安抚之，又从而谢止夷人之入城者（语详《中西纪事》中）。于是粤东之民又谣曰：“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玩大府于股掌间矣。（夏燮《粤氛纪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囯》第四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这一段为很多治近代史的学人所熟知的文字，仅用几句通俗易懂的民谣，即深刻揭示了鸦片战争前后官、民、夷三者关系格局的演变，尤其是官民关系的微妙变化。我们不妨循着这几句民谣所揭示的逻辑思路，探究其发展演变的脉络。
（一）“百姓怕官”
官府之高踞于民众之上，“百姓怕官”，乃是鸦片战前中国社会官民关系的常态。
传统的伦常有所谓“三纲五常”之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三纲五常”是构建等级森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法则。对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来说，这些纲常法则乃至其他种种信条，无疑是加诸自己身上的绳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
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31页）
正因有了这四条极大绳索，尤其是政权系统的束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虽曾有过台湾天地会以及川楚白莲教的局部造反，但在总体上还是相对稳定的。
台湾天地会造反的旗号是“剿除贪污，拯救万民”，很有声势，然则偏于海岛一隅；川楚白莲教的起义，更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但也主要在川楚等省的边远山区，且完全是清政府打击所谓“邪教”扩大化所致。嘉庆帝于痛定思痛后汲取教训，后来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即郑重申明：“但诛叛匪，不诛邪教。……其平日虽系习教，而此次并不谋逆，亦不深究。”（《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二，嘉庆十九年正月丙寅）
在清政府的严酷镇压下，鸦片战争前夕的底层社会，无论是天地会还是白莲教，或是以其他名目出现的会党教门，都已不可能发动和组织起有效的对抗。
（二）“官怕洋鬼”
断断续续打了两年多的鸦片战争，以清王朝的失败和签订屈辱的和约而告结束。清朝官府赖以镇压百姓，也即“内战内行”的正规官军，在战争中充分暴露出了“外战外行”的纸老虎面目。
后世有的研究者根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或战或和或死或降的种种不同表现，将其划分为抵抗派、投降派等不同的派别。比如其中的一种划分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道光帝。这样的划分对于了解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了解鸦片战争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曲折进程当然很有助益，但实际情况是复杂的。比如，主战与主和两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一些高调主战者临阵脱逃并不乏其例，而一些竭力主和者也并非没有组织过认真的抵抗。在分析统治集团内部的所谓路线方针之争时，不能忽略对军力对比、作战方式等其他决定战争胜败因素的分析。而问题的实质是：清政府的战场指挥者虽有慷慨赴死或临阵脱逃的种种不同表现，但清朝军队在这场战争中从未打过一次真正的胜仗——哪怕是勉强可以称作“惨胜”的胜仗。一个对外部世界毫无了解的政府，一支从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军队，在这场战争中是根本无法取胜的，因而其最终结局只能是屈辱求和。在这一点上，百姓民谣的总结最为务实，也最为简括：“官怕洋鬼”。官怎么能不怕洋鬼呢？因为他们根本就打不过洋鬼！
战争军力对比其实是总体实力之比，生产力发展水平之比。清王朝的闭关自守、虚骄自大，不思进取，乃至禁锢保守的“只惟上，不惟实”的思想文化，则是造成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从而在近代战争中败北的根本原因。
（三）“洋鬼怕百姓”
民谣中“洋鬼怕百姓”之说，主要是基于战后广州民众反对英人入城斗争的经验。那时英国用于对华作战的军队主力业已陆续撤离，而在战争中响应皇帝谕旨“自行团练乡勇”的中国沿海各处，尤其是广州城近郊的民众，却依然保持着一种有组织的准军事状态。正是在广州民众有组织的示威抗议下，英人才被迫接受了广州地方当局的劝告，一再推迟了入城的时间。
“洋鬼怕百姓”的说法，甚至可以追溯到战争之时。1841年5月三元里及其附近103乡民众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事迹已载入史册。英军在广州北郊的劫掠奸淫乃至三元里民众的奋起抗击都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歼敌人数却被人为地一再放大了。这种宣传上的失实，于战争进程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但在战后官民关系的天平上，无疑是增添了民众一边的砝码。
远涉重洋作战的英国侵略军，在策略上也尽量避免直接与中国民众为敌。他们在所到之处张贴告示，一再声称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只是在与清朝官兵作战。战争期间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也为“洋鬼怕百姓”之说增添了佐证：伯麦继义律之后担任英国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他在与义律由澳门前往香港的途中，因座船遇台风沉没而不得不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并在其付款3400元之后，才用小船将他们送回澳门（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92-293页）。
但是，还有中国百姓，尤其是绅士阶层惧怕洋鬼的一面。英军所到之处，往往在汉奸的指引下，强令当地殷户“付给银两”。战区所涉各大城市，也有主动或被迫交付赎城费者，比如1842年夏季的长江下游沿岸城市纷纷给英军送去银钱、食物。其中仅扬州一地，即措集白银50万两和大量牛酒猪鸡，派人在江边等候，“头顶说帖，跪迎江干”（梁章钜：《浪迹丛谈》，第2卷）。
无论是起团练抗争，还是以银两牛酒跪迎，主事者一般都是绅士之类地方上的头面人物。而清朝官方文献，有时也有意将绅士与普通民众相区别。如1847年7月道光帝有关广东“民夷”事件的一道上谕中即指出：
又据称民夷不协，请令地方绅士于民夷交涉事件，随时襄办等语。该处民情，本与夷人未协。间有匪徒构煽，易滋衅端，夷人即藉口生事。地方绅士与民人较为亲切，开导劝谕，易于信从。著即责成该绅士纠合良民，互相保卫，于民夷冰炭、匪徒挑拨之处，设法排解，以杜争端。仍于绅士中择其品望素著、通达事体者，酌派数人于民夷交涉事件，随时襄办，以资得力（《清宣宗实录》卷四四二，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己亥）。
战争期间各地绅士带领下的百姓各行其是，实际上都是地方社会的自保行为。而其所作所为均已折射出地方社会对于凌驾于其上的清朝官府的不信任感。
三、“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
夏燮所引民谣，到“洋鬼怕百姓”即戛然而止。但他于此之后，又自己添上了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夫至于能怕其官之所怕，则粤东之民浸浸乎（渐渐地）玩大府于股掌间矣。”所谓“能怕其官之所怕”，意思是指能够使“官之所怕”者害怕。由此可见，老百姓已不再惧怕官府了。
这里说的还仅是广东一地的情形。其他地区又是如何呢？同为作战区域的江苏、浙江等省，战争期间，即已是“沿海州县，被其蹂躏，转徙流离，耕耘失业”。1843年初，战争刚刚结束，时任两江总督的耆英就江苏民情涣散的现状极为忧虑地向皇帝汇报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吏治日坏，民生日困，民皆疾视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
可见号称东南富庶之区的江苏亦复如是。而道光帝的批语是：“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
其他兵火未及的内地省份，由于兵差力役等的盛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还在战争进行之中的1842年4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吕贤基在其指陈时弊的奏折中即对地方官科敛无度的恶行痛加斥责：
窃惟民为邦本，民心巩固，则众志成城。外寇断不足患。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藉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南、湖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浙江、山东、直隶亦然。应请旨敕下各省督抚，申严禁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5，第17页上）
而在此之前不久，1842年初湖北崇阳县突然爆发的抗粮事件，使清朝当局受到很大的震动。武昌、汉口等处纷纷戒严。官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其镇压下去。这次抗粮事件的领袖人物钟人杰、汪敦族等人都是“富户”、秀才，起初只是反对地方官“暴敛横征”，后因官府的“剿灭”政策所逼，才发展成万余人的反清起义，“并非预谋造反，也没传习邪教，兴立会名”（参见邓文滨《醒睡录》初集卷六《平崇雅奏》条；并据钟人杰口供，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囯（三）》，第30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在此前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浙江、江苏、山东等地，都发生了相当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
这说明，还在战争期间，官民之间的对立就已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断爆发的周期性危机，其根源是土地兼并及由此引起的基本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实际情况是，土地在私人占有、自由买卖前提下的不断集中和分散乃是传统社会的常态。而乡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状况，尽管会有局部的、短时的起伏与波动，而从整体上看，也依然是一种稳定的常态。借用清人的现成说法就是：“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占有乡村大半土地的富户，同样属于“民”的范畴。清朝官府本身并没有上下其手兼并或倒卖土地，由此亦可见清代社会危机的爆发，并非因土地而起。
鸦片战争之后，官府将赔款的损失亦转嫁于广大民众，从而造成了官民关系的进一步对立。前引耆英有关“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的奏报中，即已列数了官吏任意勒折浮收的各种“催科之术”。而曾国藩后来在其著名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更把“民间疾苦”归结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等三条。这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几乎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中小地主对清朝吏治的极端不信任感。
与此同时，天地会所张贴的《万大洪告示》中，更是痛心疾首地宣称：“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我等仁人义士，触目伤心，能不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
官民的极度对立和百姓不再惧怕官府的现实，终于导致了社会大动乱的总爆发。
作者简介
姜涛，男，1949年生，江苏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史话》、《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中国近代通史·第二卷：近代中国的开端（1840-1864）》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