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成立了两个史馆。一个是为了纂修清史而设立的清史馆，另一个是继承前代传统、为纂修中华民国历史而建立的国史馆。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黄兴、胡汉民等人即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请“速设国史院，遴员董理，刻日将我民国成立之始末调查详澈，撰辑中华民国建国史，昭示海内，以垂法戒，而巩邦基”。孙中山对此议虽深表赞同，但其时南北议和，他旋即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故国史院未能设立。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后，于1912年底颁布了非常详尽的《国史馆官制》，规定该馆职责是“纂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馆长直属于大总统，掌管全馆事务，并设纂修、协修等分任编纂。袁世凯虽早就任命王闿（kǎi）运为国史馆馆长，但因王迟迟未能进京，直至1914年6月，国史馆才正式举行开馆典礼。与此同时，清史馆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批准北洋政府国务院关于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的呈请，并聘任赵尔巽（xùn）为馆长。清史馆于同年9月开馆。

　　两史馆的先后成立，是民初史学界、乃至整个文化学术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申报》、《大公报》、《时报》、《顺天时报》等纷纷报道两馆开馆盛况，并持续追踪其修史工作开展情况，发表分析评论。

　　此前，清代国史馆在二百多年间先后修成了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等数十种史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管理方法,组织严密，管理有序，成绩斐然，一直为人称道。由此，时人对后继的北洋政府国史馆普遍寄予厚望，《时报》评论称，国史馆“一时如火如荼，颇现一番好气象”。 

　　从民国初年国史馆编纂通史、民国史及收藏一切史料的职掌来看，该馆的地位很高，其设计规格也比清史馆更高，定位是北洋政府的正式机关，而非清史馆一般的临时机构。国史馆馆长用银质官印，而清史馆只是铜质关防。从两史馆成立之初北洋政府财政部对两馆经费的评定等情况来看，国史馆在组织机制、政府资金支持和保障等方面得天独厚，条件比清史馆更为优越，理应比清史馆做出更大的成绩。但事实上，国史馆不但没有取得清代国史馆的成绩，也无法同当时的清史馆相比。

　　同在混乱的时局中，清史馆在十五年中编出了《清史稿》，而国史馆几乎未留只字片纸。报载，最初国史馆拟“先修传纪两类，纪用编年体例，称民国元年大事记、二年大事记云云”，传是指民国重要人物的传记。北洋政府时期的达官显宦去世之时，其讣告上总会有“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一句。但实际上，国史馆的工作只是虚应故事，不但没有按时编写历年的大事记，相关人物的传记也始终未见踪影。国史馆毫无成绩可言，自身建制也从正式的国家机关沦落到大学附属的一个处，最终被撤销。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对待修史的不同态度、能力和管理思路加以考察。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晚清著名学者、经学家、文学家，其史学方面的著作有纪事本末体的《湘军志》。咸丰七年（1858）举人，清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侍讲。王闿运早年虽曾先后担任曾国藩、肃顺、丁宝桢等高官的幕僚，但在以八十岁高龄担任国史馆馆长之前，一直未曾正式为官参与实际管理工作，其从政经验和管理能力与久历封疆的清史馆馆长赵尔巽比较相去甚远。

　　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亦作次山，号无补。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尚书、总督等职，历官贵州、安徽、新疆、山西、两湖、四川、东三省等地。

　　当时报界常把两史馆和主持修史工作的王赵二人加以比较，各种轶事言论常见诸报端。对赵尔巽和清史馆，舆论赞誉有加，而王闿运和国史馆则常常沦为笑柄和被辛辣讽刺的对象。

　　1914年7月，《时报》以《两史馆最近之态度》为题报道了两馆近况，其小标题分别是“国史馆之清闲”与“清史馆之开创”。次年1月，《申报》则以《两史馆最近之内情》为题进行后续报道，其小标题是“国史馆升官图”和“清史馆讨论会”，褒贬之意不言自明。媒体赞扬清史馆干实事、出成绩，而国史馆则被比喻为毫无“振作之气”的“养老院”和只图升官发财之所。

　　由王闿运主持的国史馆可谓是管理无方的典型。他敌视辛亥革命，眷恋旧制度，“上任数月，未尝认真视事，于史实未着一字。纂修、协修请定史馆条例，他却称:‘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民国才两岁，无须作寿文也。’”王闿运志不在此，尸位素餐，没有责任心，留下了“国已不国、何史之有、吃饭而已”，“修一天史、吃一天饭”之类不作为的“名言”。馆中一些人也并不热心于民国之史，而热衷于复辟帝制。开馆不久，国史馆纂修、前清翰林宋育仁就因为上呈文反对共和，主张民国还政于清室而最终被“递解回籍”。

　　在国史馆内部的管理上，王闿运家的女仆周妈把持经费、干涉用人，由此引发了馆员们和王闿运直接的激烈冲突。结果王闿运不辞而别，负气回湘。馆长脱岗的国史馆内部矛盾丛生，又出现了贪污经费之类的腐败问题。1915年初，报界评论国史馆：“直信之笔未施行，而胥吏之技已露，宁非民国史中一趣事乎？”坊间且开始传言由于国史馆管理不善，北洋政府准备将其与清史馆合并。

　　1916年，王闿运去世。次年，北洋政府国务院以“成绩未彰，近更主持无人，形同虚设”为由，停办国史馆，一切事务由教育部接管。教育部则以北京大学下附设国史编纂处的形式继续此项工作。1919年，国务院也觉得该处附属于北京大学实在“不足以昭郑重”，又将其收归属下。1927年，国史编纂处虽改回国史馆原名，但依旧无所作为，次年就随着北洋政府被推翻而烟消云散了。

　　由赵尔巽主持的清史馆却是另一番气象。赵尔巽本人并不精通史学，他的个人著述《刑案新编》、《赵留守攻略》等均非史学著作，其在清史馆时于学术管理方面也是问题丛生。但有一点值得肯定：他始终以修史为己任。年过七旬的他一直坚持督责馆务直至去世，并努力利用自己的影响多方筹款来支持清史纂修。如前期财政部在经费问题上一味偏袒国史馆，他便致信袁世凯据理力争，并最终获得了袁氏的支持；后期在经费枯竭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努力从当初在东三省的老部下——张作霖等军阀处筹措修史及出版经费等。可以说，没有赵尔巽对于修史的这一份责任心，最终就连《清史稿》都难以编就。

　　从北洋政府这两个史馆的修史成绩之良莠看，官方修史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管理机制是基础，管理思路是关键。良好的管理机制加上正确的管理思路是做好修史工作的必要保证。

　　作者简介

　　赵晨岭，1978年生，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