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清廷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诏令，史称“康熙容教令”。其内容为：“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这是天主教入华百余年后首次得到中国朝廷以旨令形式的允准，是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

一、容教令颁布的原因

　　关于容教令颁布的原因，人们多认为是酬谢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实际上，容教令的颁布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决策者对该事物的认识。容教令的颁布就与康熙帝对天主教的认知密切相关。而这个认知又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康熙帝对传教士及其天主教的认知始于“历法之争”。当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大辟，古时死刑的通称）。康熙帝决定以实验的方法来分辨中西历法的优劣。七年（1668）十一月，他命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双方各用其法，当众预测日影。连续3天的预测，南怀仁都准确无误，杨光先和钦天监监副吴明烜（xuǎn）都有误差。康熙帝又命南怀仁审查吴明烜所制民历，结果发现其中有许多错误。八年（1669）正月，康熙帝命大学士图海等20名大臣同赴观象台，监督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所指，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称，逐款不合。因此，康熙帝罢免杨光先，起用南怀仁，改以西洋新法治历。并重审4年前的“历狱”，为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

　　通过“历法之争”，康熙帝认识到传教士所具有的科学技术的价值，查明传教士“并无为恶实迹”，“潜谋造反”的指控实属诬告。因此，他大胆起用传教士，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为朝廷服务。但他还担心天主教在各省蔓延发展，会对清朝统治造成威胁，因此，对天主教实行限制政策，允许传教士过自己的宗教生活，但禁止传教，也不许中国人入教。宣布：“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著严行晓谕禁止。”这就是康熙八年禁教令。

　　康熙帝起用传教士是看重他们的科学技术。而传教士之所以要为清廷服务，则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因此，传教士们抓住一切机会，巧妙地向康熙帝宣传天主教。尤其是南怀仁，常常在随帝巡幸和进讲西学之际，趁机加进宗教内容，使康熙帝逐渐增进对天主教的了解。

　　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对清廷的高效服务、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使康熙帝对天主教产生了一定兴趣和好感，认定天主教不是邪教异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开始采取默许的态度。二十六（1687）年六月，洪若（亦作洪若翰）等5名法国传教士来华，抵达浙江。有人主张将他们递解回国。康熙帝得知后传旨：“洪若等五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著起送来京候用。其不用者，听其随便居住。”康熙帝十分清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播天主教。他允许这些传教士随便居住，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传教活动予以默认。

　　二十八年（1689），康熙帝南巡途中召见传教士，与之亲切交谈，并遣侍卫分赴教堂颁赐赏银。这是康熙帝继二十三年（1684）南巡之后，又一次与外省传教士进行接触，是对各省天主教状况的一次实地考察。同年，耶稣会士徐日昇、张诚以译员的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增加了康熙帝对传教士的好感。此后数年，徐日昇、张诚等人奉命每日轮班进宫，向康熙帝系统地讲授西方科学知识。在频繁的交往中，康熙帝对传教士的了解日增。

　　崇儒重道是清廷的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康熙帝了解了耶稣会士合儒补儒的传教策略，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耶稣会士宣扬的天儒相合，认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后，他才会颁布容教令。值得注意的是，在容教令颁布的当天，康熙帝就向前来谢恩的传教士强调过这个前提条件。明确指出：传教士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天主教的发展，应与中华帝国的风俗习惯相适应。并要求在京传教士给各省的同伴写信，告诫他们不要滥用朝廷对他们的许可，在使用这种许可时要多加慎重，否则，“朕将立即取消这种许可”。

二、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徐日昇是推动容教令颁布之人。徐日昇参与中俄谈判，促成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又出面进呈题本，请求宽容天主教，确为推动容教令颁布的重要人物。容教令中所称“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指的就是徐日昇。此外，还有几个重要人物也不容忽视。

　　首先，南怀仁生前对康熙帝的影响至关重要，为容教令的颁布创造了条件。自康熙八年始，南怀仁就执掌钦天监，为清廷修订历法，深受康熙帝的信任。此后，他奉命制造火炮，为清廷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和抗击沙俄侵略做出了贡献。容教令中所称：“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指的就是南怀仁。

　　受南怀仁的影响，康熙帝的天主教政策不断发生变化。第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对耶稣会士李守谦的御批。十八年（1679），李守谦由南怀仁引荐，奉召进京协助治历。翌年奉召内廷，赐茶赏职。他具表力辞，竟获特恩，得赐御书“奉旨传教”，准往各省宣教。显然，这与康熙八年的禁教令大相抵牾（dǐ yǔ，矛盾），表明此时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已不是“松动”的问题，而是发生重要的变化。只不过还仅是对个别人，还不是全体传教士。第二个显著的标志是将天主教从邪教行列中删除。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康熙帝颁旨严禁邪教。一些省份的官员在发布禁约时将天主教也视同邪教，一概禁止。三月二十三日，南怀仁以工部右侍郎的身份上疏，请求宽免禁止天主教。部议：“不准行”。四月十三日，康熙帝谕曰：“天主教应行禁止，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著删去。”南怀仁请求容教的要求虽未如愿，但使天主教从邪教行列中删除。

　　其次，满族大臣索额图在容教令颁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索额图是满洲正黄旗人，内大臣一等公索尼第三子。早在康熙初年，他就与传教士关系密切，被传教士称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康熙二十八年，索额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团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对徐日昇、张诚的表现极为满意，多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并私下向他们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乐意帮忙。张诚乘机提出：“我们恳求您某天见到皇上时，请皇上取消禁教令。这比您给我们财富和荣誉还要好。”索额图允诺有机会时一定帮忙。

　　三十一年正月，当徐日昇请求容教的题本被礼部拒绝后，张诚等人便托索额图在御前周全。索额图重提传教士对清廷的贡献，向康熙帝奏道：“要想酬谢他们，只有允许他们在整个帝国公开传教。”在他的劝说下，康熙帝下令撤销礼部决议，让内阁与礼部再议。据传教士记载，索额图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历数传教士在天文历法、军事战争、外交谈判方面的功劳，指出：“在我所认识的传教士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赞扬的。关于他们所传播与信奉的宗教，我跟他们经常讨论，而我发现这个宗教实为圣善之宗。” 在他的竭力说服下，会议做出了宽容天主教的决定，形成了礼部尚书顾八代等人的题本。三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康熙帝批准了这个题本。容教令得以颁布。

　　然而，礼仪之争爆发后，罗马教皇一意孤行，强行禁止中国礼仪，引起了康熙帝的极大愤怒。五十九年十二月（1721年1月），康熙帝宣布：“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

　　作者简介

　　吴伯娅，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