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1679年9月2日）上午10时许，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声如雷，势如涛，白昼晦暝”。至下午6时，地震仍反复发生，且烈度很高。北京城内的宫殿、官廨损坏严重，民居十倒七八。之后的十余天里，强烈余震依然严重。通州、良乡等城墙全部塌陷，“裂地成渠，出黄黑水及黑气”。康熙帝到景山上避震三天三夜。时值炎夏，遍地死尸，恶臭满街，惨不忍睹。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北京城大雨滂沱，九门街道积水成渠。直至九月，余震仍然不断发生，且波及今河北、内蒙古、辽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等省区130余县。

实修人事，挽回天心

　　康熙帝一面避震，一面发布上谕，令各级官员详察灾情，又令户部、工部筹措赈济灾民事务：京城内外军民房屋倒塌者，旗人房屋每间给银四两，汉人房屋每间给银二两，死后不能棺殓者每名给银二两。接着康熙帝又命发内库帑（tǎng，公款）银十万两赈济。通州、三河等处受灾严重，死尸多无人收殓。康熙帝命令户部和工部派员携带银两前往收殓尸体。到十一月，又下令蠲（juān，免除）免通州、三河、平谷等地本年地丁钱粮；对于灾情较轻的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地，当年赋税仅征十之二三。

　　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即三藩之乱爆发时，北京就发生过一次小级别的地震。当时康熙帝曾说：“此乃天心垂异，以示警也。”并表示要益加修省，改进朝政。而1679年的地震，无论破坏力还是政治影响都远远大于以往。在处理地震善后问题上，睿智的康熙帝迅速由赈济延伸到统治政策的调整，将此次由地震带来的政治震动，变为加强政权建设的机会。

　　康熙帝认为，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地震，是因为朝廷上下“用人行政，多未允符”，官员们或罔上行私，或贪纵无忌，或因循推诿，或恣肆虐民，“是非颠倒，措置乖方，大臣不法，小臣不廉，上干天和，召兹灾眚（shěng，灾异）”。震后第二日，康熙帝就以“实修人事，挽回天心”为宗旨发布上谕，命部院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省督抚，就“目今应行应革事宜”进行奏报，并就本人任职情形据实自陈。同时,康熙帝又下谕旨，指示监察官员参劾不法，保护百姓，以期挽回天意。

　　震后第三天，七月三十日，康熙帝再次发布上谕，直接指出官员们枉法害民、上干天和的六个方面。一是民生困苦却饱受苛派勒索，使民怨之气，上干天和，召致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二是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推选用官员时，都举荐亲信，只重视办事有无能力，却忽略德行。三是驻军之地诸王、将军、大臣多掠占百姓子女，或借通贼之名，焚毁百姓房屋，掠夺财物。四是各地官员水旱灾害发生时，谎报灾情，欺上瞒下，侵渔赈济，使穷者益穷。五是司法官员审案时，改造口供，草率定案。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导致很多百姓家破人亡。六是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意为家奴）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常常抢夺百姓财货，干预词讼，各级官员对这些人唯唯诺诺，反行财贿。对此，康熙帝非常严肃地指出，大小臣工，若不实加修省，纵能逃国法，亦不能免天诛也。

　　三天之内，康熙帝接连发布上谕，口气之严厉，实属罕见。而他把朝廷行政人事之腐败归结为上天以大地震示警，并以此为契机进行调整，目的是向世人宣扬其治国理念，即对儒家思想的学习、遵奉和实践，以加强政权建设。

尊孔重儒，笼络汉人

　　地震后的八月丁丑，康熙帝以地震为由遣官告祭天坛。九月庚戌，康熙帝再次亲自前往天坛祈祷。一方面通过祭天向上天报告治理天下状况，以此向天下万民表明天子之权乃上天所赐，表现皇权“受命于天”的至高无上性。另一方面，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常被看作是上天示警，君主需要自我反省，调整政策，除奸去恶，以合天意。

　　康熙帝这样善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这一年，清朝入关仅35年，康熙帝才24岁。在他之前的顺治、多尔衮执政时也都很年轻。入关后，摆在这些年轻的满族统治者面前最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军事征伐，更重要的就是如何实现对一个多民族、且以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的有效统治。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人，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来应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在与汉族士人合作的问题上，满族统治者内部一直存在着斗争。保守派主张维护满洲人的文化、风俗和利益，排斥汉文化，对汉族士人采取强硬政策。以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帝为首的开明派，主张既要保持满洲风俗，又要消除其自身的陋规陋习，尊崇儒学并笼络和重用汉人。同时，清朝对汉人的政策又出现反复。自顺治末，到以鳌拜为首的四大辅臣执政时期，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针对汉族士人的大案，圈地、投充和逃人等法令也得到严厉贯彻，使满汉关系十分紧张。原先多尔衮和顺治帝时期许多笼络汉人的政策被废除。这些都说明，以什么样的政治理念治国，清初的统治者内部并未达成一致。

　　康熙帝亲政后，保守派势力日渐消退，自鳌拜辅政时期以来的很多极端政策被纠正，满汉关系有所缓和。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十八日，康熙帝正式设立南书房制度，以陪皇帝读书写字为名，延请张英、高士奇、徐乾学等汉族名士到南书房参与机要。他们成为康熙帝遏制满洲权贵、治国理政的得力助手。自十七年正月开始，康熙帝开特科大举征召博学鸿儒，使许多明朝遗民重新入仕新朝。

　　康熙帝明白，满洲人的利益固然需要保护，其骑射、国语的传统固然需要坚持，但都不足以成为治理天下的王者之道，统治一个多民族的、且以汉民族为人口主体的帝国，仅凭满洲人自己的经验远远不够。满洲人能够借鉴的有效治国之道只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尊孔重儒”是唯一的选择。京师大地震无疑成为康熙帝向世人表明其治国理念、笼络汉族士人的一个重要机遇。

强化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康熙帝调整统治政策、明确治国理念的更深层意思，就是进一步塑造和强化清朝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1679年京师大地震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1674—1681）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大地震的前一年，即康熙十七年八月，吴三桂病死，清军基本上收复了湖南全境，由防御转为进攻，长驱直入，三年后彻底肃清三藩势力。学界一般都把这件事视为清朝康乾盛世的开端。康熙帝能够整合全国之力剿灭声势强大的三藩，甚至“反清复明”的口号也未能动摇清朝统治，相反，很多汉族士大夫对清朝忠心耿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表明清朝政权已经开始获得汉族士人认同，其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得到认可。

　　明清交替之际，很多士大夫将满族人视为“夷狄”，再加上清初剃发、易服等一系列暴政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汉族士人的民族主义，清朝政权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汉族士人的质疑。直到康熙时期，明朝的很多遗民如顾炎武等仍然拒绝入仕清朝。1679年京师大地震后，康熙帝采取的措施，不仅表明他在遵循传统儒家思想来应对天灾，而且通过祭天祈祷来强化皇帝代百姓向上天请命的“天子角色”。

　　1679年的京师大地震是发生在康熙朝政权建设过程中的一件事情。康熙帝迅速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善后工作从赈灾延伸到政策调整和政治思想领域，把坏事变好事，把地震善后变为向世人宣扬统治理念、进一步获取汉族士人支持、强化政权合法性的机会，表现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生，河北宁晋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专著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