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中法之间以传教士为媒介的科技文化交流开始了。

　　法国传教士是带着《中华帝国调查提纲》来华的，“其中涉及中国纪年、历史、地理、经纬度、科学、动物、植物（大黄、香料、烟草）、食物摄取量等问题”。1687年来华的洪若翰在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表示，拟对天文学、地理学、中国纪年学、天文研究、自然科学、医学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在来华途中，洪若翰先后在好望角、暹（xiān）罗（今泰国）进行天文观测，并把在暹罗的月全蚀观测报告寄回法国科学院；他在西安测定经度的报告、对中国一些城市方位的测试，以及他在1699年2月对北京彗星的观测记录等，均被法国科学院收入《记录》等刊物中。李明在途经好望角、卢沃、暹罗时，“曾测验土星诸卫星之初蚀与易位，1667年2月在卢沃城测验土星与火星之会”，并在中国不同地区多次测试月蚀（[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此外，李明还绘制了广州水道图、宁波港图。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随同白晋来华的雷孝思，因精通天文历算被留在北京。他在为康熙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历地最广”，在测绘地图的同时也进行天文观测。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至1711年（康熙五十年）间，分别对山西、北京和山东的月蚀进行观测。他在山东、蒙古测绘地图时，还对磁针的偏差进行了测试。

　　在科学考察中，成果最为突出的当属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来华的宋君荣。宋君荣在来华的30多年时间，对月蚀、星蚀、日蚀、土星、木星、水星、火星、金星、木星卫星、彗星一直进行观测，对子午线、黄道也都有观测记录。他不仅是法国科学院、法国考古研究院的通信员，而且先后被俄国、英国的研究院聘为研究员。为了便于天文观测，他在北京为法国神父筹建了一座小观象台。宋君荣的《四季分至与日晷子午线影之记录》、《中国彗星简录》均被巴黎气象台图书馆所收藏。此外，宋君荣把《书经》所记载的仲康（中国夏朝的第四位国王）时期所发生的日蚀逐一进行推算，“由是断定夏代始于纪元前二一五五年”（[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这一推算与我国当代“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进行的“仲康日蚀研究”的结论相差无几。宋君荣还打算以天文测试来测定中国边境地区的方位，但因支持这一计划的怡亲王允祥于1730年（雍正八年）去世，而未能实施。

　　法国政府非常渴望了解中国的农业状况，不仅要求把植物种子寄回去，还要求介绍中国粮食的管理与保藏。对植物学颇有研究的汤执中不仅介绍了许多欧洲没有的中国植物、把一些种子寄给法国科学院，还把北京地区的植物260多种编成一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北京植物目录”，寄往莫斯科的圣彼得堡科学院。金济时神父则建议法国引入漆树、胡椒树、樟树等有经济效益的植物种植。而钱德明则特意撰写了《中国当今皇帝乾隆的农业观》，并寄回法国。

　　在医学方面，学识渊博的巴多明则对治疗结核病的“阿胶”制造技术进行总结归纳，并把“冬虫夏草”的中药标本和制造阿胶的技术资料寄给法国科学院，还整理并翻译了中国治疗性病的资料。对中国医学感兴趣的殷弘绪、韩国英，或在归纳中医经典《医宗金鉴》的基础上写有《痘疹新法要诀》、《种痘新法要识》，或把中医的方剂介绍给西方，撰写了《华人若干方剂》、《用为方剂之鹿血》、《说麝香》、《记痘症》等医书。

　　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手工业技术也被介绍到法国，如提炼靛青及从黄花中提炼黄色的技术、橡胶的使用、造纸术、种植漆树、瓷器制造等等，其中尤以瓷器制造对法国影响为大。截止到18世纪中叶，法国一直未能生产出硬胎瓷器，1765年（乾隆三十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送给乾隆皇帝礼物中的18件瓷器依旧是软胎瓷器。钱德明撰写的《中国瓷器制造史》、《中国瓷器制造过程24图》以及韩国英的《中国陶器》与《说琉璃瓦》都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陶瓷技术及其历史。在景德镇传教的殷弘绪，把和泥、拉坯、入窑烧造等工序绘制成图并附上文字说明。他把这些技术资料以及景德镇的高岭土，一并寄回法国，为试制硬胎瓷器提供了资料。中国制瓷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法国瓷器从软胎向硬胎的转变，也促使路易十五时期在巴黎与凡尔赛之间出现了制作硬胎瓷器的中心。

　　科学考察团把大量的中国书籍送回法国。洪若翰第一次回法国时携带的书籍均收藏在皇家图书馆，他最后一次回法国时又带回珍贵的满文书籍和满文字典。马若瑟曾将不少中国书籍转交给皇家图书馆，而傅圣泽在1700年回国时，也带回了11箱的中国书籍。来华的法国传教士还撰写或翻译了一批有关孔子、六经的著述，如刘应的《孔子第六十五代孙传》、《中国四书之年代》，以及钱德明的《孔子传》、《孔传大事志略》、《孔门诸大弟子传略》、《中国古今乐记》、《中国古代宗教舞》，都系统地介绍了孔子、孔子的著述、孔子所提倡的礼乐制度。此外像白晋的《<易经>释文》，巴多明的《六经说》，冯秉正的《易经》译文，宋君荣的《书经》译注与《易经》、《礼记》的译文，蒋友仁的《书经》拉丁文译本，孙璋的《诗经》法译本与《礼记》法译本,以及刘应的《易经说》、《礼记》、《书经》与《中庸》的拉丁文译本等，也都分门别类地介绍了传统的经学。

　　毋庸置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法国及欧洲思想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引发了法国以及欧洲18世纪汉学的兴起。而耶稣会士对儒家的王道、农本思想的宣扬，则使得法国的“重农学派”找到了支持自己理论的佐证，中国天子籍田仪式（籍田是中国古代天子为举行籍礼而设置的田。每年春耕前，由天子、诸侯执耒耜象征性地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籍礼”，以示对农业的重视）也漂洋过海来到法国，“法国王储于1767年5月遵照中国天子的榜样，象征性地手扶一张小犁而开犁耕田”（[法]伯德莱《清宫洋画家》）。

　　法国科学传教团带来的舶来品中凝聚了西方近代的科技成果，这些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统治者的影响更为直接。科学传教团把用来观测日蚀、月蚀的天文仪器及天文钟、象限仪与勘测用的水平仪、罗盘仪等珍贵仪器献给康熙帝，白晋、张诚给康熙帝制作了数学计算表。

　　在实地勘测基础上绘制的康熙帝《皇舆全览图》，更是中法科技文化交流培育的一株奇葩。杜德美最先向康熙帝提出“联合神甫数人在各处观测”以测量北京子午线的建议，但康熙帝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严拒不准”，“殆恐西洋人详悉中国形势”。最先赢得实地勘测机会的是巴多明，据沙如玉信札所记：“康熙皇帝曾误以奉天省会沈阳与北京同一纬度，亦位置于39度56分。多明对帝明言其误，帝命之赴沈阳详细测验绘图进呈。复命以后，帝因疑国内诸省方位或亦有同一之误，拟绘一总图，乃命多明选择能绘图之传教士若干人往各省测绘。”（[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测绘地图终于提上康熙帝的议事日程。从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雷孝思与白晋、杜德美开始对长城一线进行勘测并绘制出该地地图，到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绘制出《皇舆全览图》，历时10年。

　　另一株奇葩就是圆明园的大水法（即喷水池）。由蒋友仁设计的大水法共有54个垂直喷泉，同环绕凡尔赛宫阶梯的喷泉有异曲同工之妙：青铜铸造的12生肖环绕喷水池，水从青铜生肖的口中喷出；整个喷泉就像一座庞大的水钟，按照12个时辰的到来依次从12个生肖的口中喷出水流，中午12点时，12个生肖便一同喷水。

　　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被处死，使得以科学传教团为媒介的中法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在持续了一个世纪后中止。

　　作者简介

　　李景屏，1945年7月生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自1978年初从事清代政治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著有《1795——乾隆六十年》、《乾隆与和珅》、《正说清朝十二后妃》、《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阿哥》、《清朝大事本末》等著作13部，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