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间中国近代化军队的陆续组建，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军事采购。德国克虏伯公司成为清政府军购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克虏伯公司参与晚清军事采购活动，使晚清的中国国防建设融入了众多的克虏伯元素，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晚清军事采购与克虏伯公司

　　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的惨痛事实，令晚清朝野越发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于是，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动随即兴起，其中，军事改革是最重要的部分。“坚船利炮”给洋务派官员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其深感“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正如李鸿章所言，“中国欲自强，则莫如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购买西方船炮等军事装备，以及引进相关的制造技术，成了重中之重。

　　清政府最初的军购对象混乱不一，基本靠外国驻华使领引荐，导致湘军、淮军最初的枪炮装备制式各异、维护不便。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等人的推荐下，大批英制枪炮兵舰纷至沓来。然而这些装备耗资巨大，技术落伍，性价比低。而当时的德国，是军事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武器装备技术精良、质量过硬和受聘在华工作的德国人的忠于职守，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良好印象。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清政府军购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德国克虏伯公司的火炮，为清政府大量购买。

　　1811年，弗雷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创办克虏伯铸钢厂，开启了克虏伯家族企业兴起的大幕。经过几十年发展，经营范围扩大到采矿、铸钢、军火生产等领域，其制造的铸钢火炮性能精良，在普法战争中“锋锐莫当”，行销40多个国家，为公司赢得了“帝国兵工厂”的美誉。

　　德国军火输入中国始于19世纪60年代，最早的途径是德商私运。同治九年（1870），克虏伯公司派员来华，受聘山东登荣水师，操演他们所购置的克虏伯火炮。这是克虏伯的产品和教官首次由官方途径进入中国。其后，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在收复新疆和抵抗日本侵台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克虏伯火炮购置的两大渠道

　　19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克虏伯产品在华销量的激增，不少洋行、公司便纷纷争做克虏伯产品的中介代理。德国军火商满德（Mandl·Hermann），最早任职泰来洋行，曾推销过克虏伯产品，与清政府官员有过接触，也曾代表英商怡和洋行做军火生意。光绪十三年（1887），满德在怡和洋行的支持下，倚仗更有利的付款条件，击败与之竞价的泰来洋行和斯米德公司，获得向李鸿章兜售16尊克虏伯火炮的资格。克虏伯公司为促成这单生意，不惜额外给满德3厘回扣，用来贿赂清政府官员。此后，满德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等人的帮助下，获取了克虏伯高层的信任，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全权代理。他所组建的信义洋行，也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克虏伯产品在华的独家经销商。光绪十五年（1889），满德促成了克虏伯公司20年来在华的最大一笔交易——价值550万马克的火炮装备，其中43万马克定金用于贿赂中国官员。正是这批装备，构成了北洋舰队旅顺和威海卫炮台的基础。

　　由于清政府驻外公使们长驻各国，了解各国情况，清政府也授权驻外使节“就近查访”，“采购外洋军火”。其中，驻德公使李凤苞、许景澄、洪钧三人在采购克虏伯火炮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凤苞赴德任公使之前，曾翻译过一些克虏伯炮学著作。赴德数载，经过多次考察，他选定伏尔铿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等主力舰，按照李鸿章“船坚还需炮利”的思想，配备大口径克虏伯舰炮，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中坚。任驻德公使时间最长的许景澄，较早提出海军舰炮一律使用克虏伯产品的主张，其理由是“克虏伯炮钢坚击猛，突出阿姆斯特朗之上”。这一主张对当时的舰炮购置产生了深远影响，购炮自克虏伯逐渐成为各省督抚的共识。洋务运动后期一些学堂和舰船所雇的德籍克虏伯厂技师，也多是出自许景澄的引荐。此外，任驻德公使四年（1887—1891）的洪钧，将所有销往中国的克虏伯产品的验收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洋行与驻德公使相互配合，是所购克虏伯产品及时购运到位的保证。洋行签约后，驻德公使负责前往位于埃森的克虏伯厂，监督所购产品的制造，并负责验收和装船。货物抵华后，洋行可根据合同取得护照，在指定港口卸货，交付有关部门。但是，洋行与驻德公使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洪钧看来，购买克虏伯产品时，应当保证驻德公使具有订立合同的优先权，他特别厌恶满德对销售合同的控制。正因如此，光绪十五年（1889），满德为威海卫购置了16尊克虏伯火炮，洪钧就拒不验收，满德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三、克虏伯火炮在华装备状况

　　关于淮军和克虏伯火炮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一提。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奏请将淮军114尊克虏伯火炮分为炮队19营，形成独立的炮营编制。光绪六年（1880）春，李鸿章对访华的克虏伯公司全权代表卡尔•曼斯豪森承诺，淮军今后将只采用克虏伯火炮。炮兵地位的提升和火炮装备品牌的统一，当然有助于提升战斗力。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旅顺、大连、威海卫炮台和北洋舰队为例，至19世纪80年代末，旅顺口已建10座炮台，共63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42尊；大连湾已建6座炮台，共38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26尊；威海卫已建15座炮台，全部装备克虏伯火炮。显然，克虏伯火炮成为19世纪末清政府岸基防御的主战武器。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装备了2—8尊克虏伯火炮。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对于提升中国国防实力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进口大批火炮成品的同时，洋务派官员也积极聘请德国顾问，引进造炮技术，江南制造总局、湖北枪炮厂逐渐具备了仿制克虏伯火炮的生产能力。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进步的里程碑之一。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推动了德国的对华渗透和影响。大量德国教习进入中国的军事学堂，大批克虏伯炮学书籍被译介到中国，不少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深造，大批兵工人员前往克虏伯公司参观考察。这对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特别是晚清军事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影响集中表现在，清政府在军事改革的思路上实现了由崇尚英法到效仿德日的方向性改变。

　　引进克虏伯火炮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至少，克虏伯火炮大量装备海防炮台的事实证明，中国人正在改变以内陆为主的传统国防观念，海权意识正逐渐增强。

　　当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军事工业畸形发展，缺乏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内忧外患的国内外环境和封建制度的腐败，使得靠军事采购装备起来的海军貌似强大，却不堪一击；北洋舰队炮甲亚洲，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显然，这些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单靠军事采购就能解决的。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于河南郑州，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干部。在清代康乾盛世、北洋舰队、近代城市住房以及黄河水利史领域有一定研究。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及各种作品5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