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内蒙古有著名的几大草原，包括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草原等等，其中，科尔沁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尔后裔的领地，又是清孝庄文皇后生长的故乡，为哲里木盟十旗的首辖。哲盟由西向南分别与昭乌达、卓索图盟接壤，统称东三盟。清初，科尔沁还是水清草美的茫茫草原，虽有零星的农业，但仍以畜牧业为主，牧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经过清朝的数次土地开垦，草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到清末，终于演变成一望无际的沙地。

　　为了分散蒙古的力量，维持安定的后方，皇太极早在天聪年间（1627-1635）就在蒙古地区编旗划界，实行封禁政策，禁止蒙古各旗越界游牧和相互往来，对蒙汉族之间的交往防范更严，内地汉人到蒙古地区开垦种植亦在封禁之列。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又规定，内地农民“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但由于封禁政策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内蒙古草原一直处在禁中有垦、开垦范围日趋扩展的状态，严重影响和改变了草原生态。

　　就科尔沁草原来说，其土地开垦与草原生态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初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私垦时期。据《东三省政略》记载，早在顺治朝就有内地流民到哲里木私垦，蒙古王公亦租典土地或招民开垦。清前期，随着内地人口日益增多和封建剥削的不断加重，清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半放任的态度，有些地方甚至鼓励移民开垦，以便解决军队和蒙民的粮食问题。康熙帝认为，此处“田地甚佳，百谷可种。如种谷多获，则兴安等处不能耕种之人，就近贸易贩籴，均有裨益，不须入边买内地粮米，而米价不至腾贵也”（《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条），派专人“前往教养蒙古”。雍正时期也曾推行“借地养民”政策，令内地贫民到蒙古地区垦荒谋生，愿意迁徙者，免其田赋，蒙旗王公欢迎移民入住者，特许其吃租，必要时密令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关口官兵，如遇贫民出关者，“不必拦阻，即时放出”（《清高宗实录》乾隆八年六月丁丑）。于是，哲里木等地移民人数和开垦面积急增。

　　乾隆初年，乾隆帝深感移民开垦蒙地，致使牧地狭窄，影响蒙民游牧，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下达典地回赎令，实行严格的禁垦，并规定将招垦的札萨克王、贝勒、贝子、公、闲散王及失察之盟长处以罚俸、罚牲畜、革职等处分。但每遇荒年，乾隆帝即令酌开边门，使灾民可以出口谋生。这种渐次松弛或默认的态度，使清政府的禁垦政策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哲里木盟反而遭到了更大规模的开垦。据统计，此时郭尔罗斯前旗的流民达6000余人，由流民开垦定居的村落中科左中旗有74个，科左前旗有7个，科左后旗等处也出现了不少较大的农场。清政府因此设铁岭、开原等州县，分别管理开垦移民。经过开垦，哲里木等三盟地区形成纯农区，或“渐见牛羊牧，仍欣禾黍丰”的半农半牧区，当地部分蒙古牧民“渐罢游牧”、“专习农圃”，由牧民向农民转变。

　　第二阶段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奏准开垦时期，这一阶段哲盟地区开垦面积急剧扩大。随着流民人口的增多，为解决禁垦与私垦之间的矛盾，东北三省将军及蒙古王公便采取奏请朝廷允准开垦的做法。比如，嘉庆四年（1799）吉林将军奏准在郭尔罗斯前旗“借地安民”；到嘉庆十一年（1806），该旗流民增至7000余人，次年又查出3010户；十五年（1810）又新增流民6953户。到咸丰朝，该旗共开垦土地已达50万至60万垧。再如，道光二年（1822），清政府在科左中旗和前旗查出种地移民200余户，垦地2000余垧；三年（1823），又查出科左中旗招留移民255户，共垦地3184垧，科左前旗招留移民103户，耕种熟地1546垧；六年（1826），上述二旗又增加新招流民765户。鸦片战争后，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禁垦蒙地的政策较前放宽，哲里木盟的农垦速度随之加快，科左前旗和科左后旗的可垦土地在光绪二十八年以前已开垦殆尽。

　　第三阶段是光绪二十八年到宣统三年（1911）的官垦时期。由于边疆危机日益加重，在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彻底废除了对蒙古的各项禁令。光绪二十八年起采取“移民实边”政策，放垦蒙地，筹饷练兵，巩固边疆。从此，蒙地开垦由私垦转向官垦。清政府令东三省将军、热河都统等督办东三盟垦务，掀起前所未有的开垦高峰。

　　在哲里木盟，郭尔罗斯后旗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四年（1908），先后放垦三次，共放63万余垧，到清末该旗共放垦土地90万余垧。扎赉特旗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先后放垦两次，共放57万余垧；科尔沁右翼前旗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至三十四年先后放垦三次，共放77万余垧；科尔沁右翼后旗自光绪三十年（1904）至宣统三年放垦两次，共放59万余垧；杜尔伯特旗自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放垦两次，共放38万余垧；科右中旗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三年一次放垦28万余垧。科左中旗自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三年放垦三次，共放33万余垧；郭尔罗斯前旗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二年（1910）放垦两次，共放30万余垧。

　　经过以上三个阶段的土地开垦，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前、中、后三旗牧场已开垦殆尽，其余各旗开垦面积也占土地总面积的60%以上，甚至超过80%，尚未垦种者也多为山川、湖泊或墓地、村落、寺庙等设施所占土地。此时的科尔沁草原植被已遭到严重破坏，牧场可谓“残山剩水”，荒漠现象日趋加重，不仅失去了昔日的草原风光，而且最终变为横跨清代哲里木、昭乌达二盟辖境的沙地。

　　科尔沁的土地开垦，虽然大大加快了三盟农业的发展，但也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导致形成占据中国四大沙地之首的科尔沁沙地。以科尔沁的自然环境来说，东三盟境内北部为松嫩平原，中部为辽河平原，南部则多为河谷平原和山间谷地，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适宜耕种或游牧。但是从草原地带的土质来说，多为黄土或疏松的沙质沉积物，地面植被覆盖层较薄，表层植被若遭破坏，下层沙质立刻活化，从而造成地表风蚀和水土流失的恶果。清代在对生态毫无保护的前提下，盲目进行开垦，加速了脆弱的生态急剧恶化。在开垦过程中，农区不断扩大，蒙民所占牧场大大缩小，草场单位载畜量相对加重，甚至超负荷，这也成为加速牧场沙化的一个客观原因。

　　作者简介

　　宝音朝克图，1962年生，蒙古族，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清代边疆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专著有《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二十余篇。